这么多大佬都没有拿到诺奖，身为学渣的我很欣慰

2018-10-01 爱比价妈妈-能让你省钱的网站

　　来源：科学大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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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诺贝尔奖就要陆续公布了。117年来，诺贝尔奖以权威性和丰厚的奖金吸引了学界内外的关注。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俗话说，不想得诺奖的科学家不是好梦想家。得诺奖先得有实力，有了实力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层层关卡，比过五关斩六将还难，不信咱今天就来盘一盘。

　　第一关：时机关

　　驻守此关有三员大将：生得早，死得早，发力早。

　　l 生得早

　　诺奖从1901开始颁发，生得太早，显然是得不到诺奖的。（这好像是废话）

牛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比如牛顿同学，单单在物理方面的成就，保守估计够拿三个以上物理学奖。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在皇家铸币厂的工作，至少够得一个经济学奖。牛顿在1717年通过安妮女王法案创立了金币和银币之间的联系，非正式地把英镑从银本位转移到了金本位。牛顿因此获得女王授予的爵士身份——不是因为他对科学的贡献，而是因为这个意义非凡的伟大改革大大增加了英格兰的财富和金融稳定性。比照物理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直到1969年才第一次颁奖，牛顿更没戏。

　　l 死得早

　　相对来说，“死得早”比较容易理解，诺贝尔的遗嘱中就明说了，奖项只颁给在世的人。除和平奖和经济学奖之外，其余四个奖项目前均有明显的获奖者老龄化趋势，这说明学者成果获得认可的平均年龄在逐渐提高。

　　由于这个奇葩规定，很多命不够硬的优秀科学家得不到诺奖。对双螺旋结构有关键性贡献的富兰克林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的例子。不过也有一位特别（bu）幸运的逆天之人，在死后得到了诺奖。2011年，加拿大生物学家拉尔夫·斯坦曼（Ralph Marvin Steinman）在诺奖公布的前3天去世，当时不知情的诺奖委员会仍然把当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此公，得奖原因是他“发现树枝状细胞及其在获得性免疫中的作用”——这是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一次把奖项颁给已故人士！

拉尔夫·斯坦曼（右）

　　l 发力早

　　发力早这一点可能跟很多人的理解相反。尤其在化学生物学等领域，有时候运气来得太早，反而是糟糕的事，因为工作成果算在了导师的头上。

　　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美国微生物学家塞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一人独享，以表彰他发现第一个有效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链霉素。但在1943年首次发现链霉素的人，其实是他当时的学生艾伯特·沙茨（Albert Schatz），两人共同发表了论文，并且同为新药专利的持有者。1950年，沙茨将自己曾经的导师告上法庭，就发现链霉素的贡献和专利使用费问题主张权利。法官最终裁定了链霉素为两人共同发现，专利费问题也最终调解成功。打赢官司后，沙茨也曾上诉诺贝尔奖委员会，要求承认自己在链霉素发现中的贡献。但遗憾的是结果并未改变。失去的诺奖，沙茨再也要不回来了。

艾伯特·沙茨

　　化学奖有时候会颁给发现人名反应的化学家。而很多时候一个新型的反应模版，很可能只是某个学生灵光一现。有个在江湖上盛传已久的八卦，说的是日本某小教授，喝多酒之后就会说：老子也是得过诺奖的！只不过老子的诺奖由导师替我去领了。此中悲喜，不足为外人道也！

　　当然，学生时代发力早的人，最后得到诺奖的也不少。所以说，这事儿具体还是得看诺奖评委会的心情。

　　第二关：美人关

　　英雄难过美人关，而美人难过诺奖关。

　　到目前为止颁发的近900项诺奖中，女性不到50人，占比不足6%。相比较而言，文学奖和和平奖的女性得主比例较高，都是大约八分之一；物理学奖的女性得主比例最低，只有1%。当然，从事科研的女性少，是女性得主少的主要原因。如果按时间段来看，最近几十年的女性诺奖得主比诺奖刚开始的几十年增加特别多。所以女性当自强，多多得诺奖！

吴健雄

　　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他俩在实验中证明了宇称不守恒原理。而该理论的原创者、另一位华裔女科学家吴健雄却没有得奖。按人数限制，吴健雄完全可以与李政道和杨振宁并列获奖。美国物理学界的泰斗奥本海默公开表示对颁奖结果感到不公平，他认为证明宇称不守恒有三个人的功劳最大，除了李、杨之外就是吴健雄，而且特别强调不可忽视吴健雄的功劳。

　　如果说吴健雄是否该得诺奖尚有争议，那么美国女天文学家鲁宾（Vera Rubin）没能获得诺奖则是公认的诺奖遗珠之憾。

鲁宾

　　鲁宾被誉为“暗物质之母”，她在研究星系旋转时发现了暗物质存在的证据。这一伟大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绝对值一个诺奖。作为观测天文学家，她还是美国科学院首位女性成员。据说在她之前，普林斯顿大学从没有女性去研究天文学，帕洛玛天文台也从没有女科学家进行观测。纵观她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还应该获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身为女性的她在天文学领域打破了许多以往的成见。然而，这位伟大的女性已于2016年底去世。

　　第三关：大佬关

　　学术圈有大佬，有大佬就有江湖。诺奖历史上发生过因学术理念不同而被大佬阻挠得奖的例子，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就是门捷列夫。

门捷列夫

　　1905年门捷列夫成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本来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他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然而，化学家阿伦乌尼斯（Svante Arrhenius，1903年化学奖得主）强烈反对门捷列夫得奖，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门捷列夫对阿伦乌尼斯的溶解理论有很多批评。

　　虽然阿伦乌尼斯不是委员会成员，但他当时是瑞典化学界一言九鼎的大佬。在他强烈反对下，门捷列夫在1905、1906两度与诺奖失之交臂。1907年2月门捷列夫去世，永远失去了得到诺贝尔化学奖的机会。

爱因斯坦

　　除了学术理念不同之外，有时候大佬看不懂研究成果，也会成为得到诺奖的绊脚石。1921年，42岁的爱因斯坦因光电效应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一生最主要的成就相对论、质能方程等等均未获得诺奖，因为评委会的专家们理解不了。老爱飞得太高，大佬们跟不上节奏。

　　第四关：方向关

　　男怕入错行，得诺奖也看行当。诺贝尔没有数学奖，这碗冷饭已炒过多年，、其实最近一百年，现代科学爆炸式发展，涵盖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很多确实是诺贝尔本人在当时无法预知的，除数学奖之外，还有不少学科也是注定与诺奖无缘。

　　2009年，包括一名诺奖得主在内的十位科学家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诺贝尔奖增设新学科奖项。他们援引1968年增设“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先例，说明增设奖项并非破坏规矩，而是与时俱进。该请求最终遭拒——诺奖委员会认为现有奖项足以囊括当今文明的发展。

　　真的足以囊括吗？并不是

潘恩（图片来源：《nature》官网）

　　华盛顿大学生态学教授罗伯特·潘恩（Robert Paine）于上世纪60年代在海岸生态观测中发现有些物种在生态平衡中作用巨大，并由此发展出 “关键物种”（keystonespecies）的概念。随后生物学家们在各种生物群中都找到了“关键物种”的存在。潘恩的这一概念现今已成为生态学的指导理论原则，并被应用于人类的自然政策。可是诺贝尔奖项中并无生态学奖，无法表彰这一重要理论。潘恩也于2016年7月去世。

博洛格（图片来源：wiki）

　　不过，诺奖委员会也有些补救办法，那就是“学科不够，和平奖凑”。美国农学家博洛格（Norman Borlaug）因其小麦育种的研究而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奖章。他的研究造福了亿万人，恐怕比所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拯救”的生命还多。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戈尔也因在气候问题上的努力而被授予诺贝尔奖。他们获得的都是“诺贝尔和平奖”。

　　第五关：人数关

　　这关恐怕是诺奖道路上最难过的一关。众所周知，诺贝尔奖除了只颁发给在世的人之外，还有名额限制：最多三人。所以如果一个重要研究其开创者太多的话，那就有倒霉蛋得不到诺奖了。

戴森

　　诺奖历史上最著名的“第四人”非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莫属。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和费曼（Richard P。 Feynman）分享。三人共同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做出基础性的工作。费曼发明了路径积分，施温格使用一种复杂的“微分”，朝永振一郎则提出超多时理论，三人用不同“重整化”的方法在各自分支上解决了发散问题。这些方法是不是等价的呢？当然是！戴森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深刻理解了这三种方法，通过更深入的分析和高阶计算将该理论最终完善起来。物理学界认定戴森应同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但戴森最终未获诺奖。

卡茨

　　哥伦比亚大学有机化学教授卡茨（Thomas J。 Katz）是研究反应机理方面的专家。他在七十年代致力于烯烃复分解反应的机理研究，发表在JACS上的《The Mechanism of the Olefin Metathesis Reaction》比后来获得诺奖的格拉布（Robert H。 Grubbs）还早，属于该反应机理方面的奠基之作。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分别开发催化剂的格拉布和施罗克（Richard R。 Schrock），以及最早“猜出”机理的肖万（Yves Chauvin）。而真正把机理验证并坐实的卡茨，到头来只能遗憾地为他人做嫁衣。据说老头本来话就不多，从此后话就更少了。

　　第六关：孔方关

　　都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追逐诺奖的路上，任你本事再大，没有孔方兄罩着那是万万不能的。

　　说到钱，那得说说2008年诺奖成果绿色荧光蛋白的故事。绿色荧光蛋白研究其实最早开始于美国化学家道格拉斯·普瑞泽（Douglas C。 Prasher）。普瑞泽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克隆绿色荧光蛋白（GFP）并且完成基因测序的研究者。他无私地将自己的成果与马丁·查尔菲（Martin Chalfie）和钱永健进行了探讨和分享。他还天才地预言，可以利用GFP当做生物化学系统的示踪剂，来对大量的生物分子进行定位。

普瑞泽

　　然而这位天才的研究者在学界停留的时间却非常短暂，因为没钱。虽然普瑞泽最终成功克隆了绿色荧光蛋白的编码基因，但遗憾的是，他没有申请到其他的研究经费，无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他也没能顺利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只好关闭自己的实验室，到别人的实验室工作。但这家实验室的条件十分恶劣，普瑞泽不得不离开。后来他又到阿拉巴马州的一家分包商那里工作。只经过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这家公司决定取消正在进行研究的生物项目，普瑞泽失业了。为了维持生活，他成为一名巴士司机，时薪不到10美元。

　　好在，马丁·查尔菲（Martin Chalfie）和钱永健因为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获得了诺奖（还有一个获奖者是日本科学家下村脩）！普瑞泽来到钱永健的实验室重新进行荧光蛋白的研究，这回他不用再为经费发愁了。

　　这个看似喜剧的结尾，其实是一个没钱导致的悲剧。

　　结语

　　干什么事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得诺奖这种大事更不例外。本文提到的科学家们，全都是各自领域的大牛，即使没得诺奖，也值得我等后辈膜拜。而把他们的“悲剧”写出来，除了从得奖层面聊聊难度系数之外，最重要的则是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些伟大的名字，并了解他们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