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VC往事：中国创投的80年代

　　来源：投中网 陶辉东

　　风险投资在中国的起步，可能比多数人认为的都要早——早在1980年代中国就有过一家叱咤风云的风投机构。它投资的项目达数百个，并且是中国证券交易市场主要的推动者和发起者之一，曾经与中信、光大、中空信一同被称为中国“四大投资公司”。

　　这家风投就是中创公司，是公认的中国风投鼻祖。在今天的市场上，我们已经见不到中创公司的名号了。中创公司的陨落，惨烈程度几乎与其创造的辉煌成正比。1998年中创公司被央行关闭清算，迄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今天的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已经极度繁荣，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数量已经超过14000家，甚至远远超越了美国，在全世界独领风骚。中创公司为所有的中国VC/PE交了第一笔宝贵的学费。

　　在最近的这一轮金融严监管之前，中国本土PE曾经兴起一股大资管热潮，把业务构成从单纯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向公募基金、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延伸，追求全牌照。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中创公司玩剩下的。中创公司不仅曾是中国最大的券商之一，还拥有揽储的银行业务资质，放在今天最疯狂的PE机构都不敢想象。

　　厚望

　　设立中创公司的起源是，国家科委的几位年轻干部提出，国家每年的科技经费都无偿地拨下去，却形成不了生产力，或效果甚微。建议成立一家像国外那样的风险投资公司，将科委的资金和科技企业挂起钩来，最后效益分成。

　　这一想法得到了肯定。当时刚刚开放的中国正在奋力追赶西方国家。1980年代是美国风险投资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IBM、苹果、微软等公司的引领下，所谓的“第三次浪潮”风头正劲，拉动美国经济走出“滞胀”困局，美国早期的风险投资者也赚到了第一桶金。将美国的成功经验引入中国为我所用，是上下的共识。

　　1985年11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宣告诞生，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创公司。

　　在中创公司正式成立前，筹备组曾在北京、广东、福建等当时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风险投资所支持的高技术产品的市场前景极好”，并且用贷款的方式不能很好的解决高新技术发展的问题，只能用风险投资的方式加以解决。

　　中创公司的理念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例如，一开始就提出不追求单一项目的回报，而寻求整体上的回报。并且作为投资人要参与企业管理，帮助企业发展。这样的理念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1980年代的中国资本极为稀缺，中国最早的“创业公司”几乎没有融资渠道，中创公司的出现可谓是久旱逢甘霖。成立的第一个月，中创公司就收到了两百多份“BP”，当时叫做“申请投资报告”。

　　对这一新生事物，中国从上到下都满怀期待。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批示：“这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改革试验，也可能是推动高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瞭望》当时发文，标题写着“风险投资势在必行”。

　　无米之炊

　　如果让你回到1980年代的中国，你会怎么做风险投资？

　　先来看看198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状况。创业板2009年推出，合伙企业法2007年实施，公司法1993年由人大审议通过，上交所和深交所则成立于1990年。在投资端，中国第一摊贩、被吴晓波称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家创业公司的傻子瓜子，姓资姓社的争论持续到1984年，经邓小平亲自定调才告平息。现在来看，中创公司成立之时，可以说是要什么没什么，这为它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中创公司初期的资金大部分为国家科委下拨的专项资金，这支持了其早期的高速扩张。1986年中创公司投出了4773万元资金，1987年投出了2.3亿元。到1989年底，中创公司规模就达到了18亿元。但这不过是表面辉煌。

　　中创公司遇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出难。退出难是中国本土创投的痼疾，一直到2005年全流通改革完成后，中国本土VC/PE才真正有了IPO退出渠道。在此之后，A股IPO通畅度也是阴晴不定，令全行业叫苦不迭。而在80年代，中国尚没有证券交易市场，中创公司也就不可能通过IPO实现退出。更严重的是，当时连公司法都尚未出台，整个产权市场都未建立，并购、股权转让亦不可行。因此中创公司回笼资金的方式基本上只剩下了分红，速度有多慢可想而知。

　　再加上国家下拨的资金性质是政策性贷款，“短债长投”很快引发了资金周转问题。迫于形势，中创公司很快不得不调整经营方向，从以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转变为以短期贷款、外汇业务、信托投资等金融业务为主。

　　决策

　　在管理机制上，中创公司也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中创公司最初是不设投决会的，投资部门的员工，按其职称级别确定可以对外投资的金额，职级越高权限越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创公司最初的投资决策极为随意，往往仅凭企业方提交的材料和一番游说，就做出了投资决策。不仅未去企业实地考察，也没有市场调研。更严重的是，由于难以监督，这一模式也导致了以权谋私情况的出现。

　　此后，意识到问题的中创公司开始实行集中审批制，设立投委会，所有投资均需投委会讨论通过。但这还是没有解决国资固有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既没有激励机制，也没有担责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投资审核标准，投委会演变成了内部权力斗争的舞台，而不是从项目本身出发去考察项目。

　　另外，中创公司作为中国首家风险投资公司，在人才、经验上都极为匮乏。在中创公司成立之初，总经理张晓风在《瞭望》的采访中表示，中创公司拥有一万五千多人的技术专家网，还准备在经济、管理和其他相关领域聘请一批专家。但从此后的结果来看，中创公司的投资存在系统性偏差，即过于注重表面的“技术含量”，而忽略了对产品市场前景以及管理团队能力的评估。这也是政府过去扶持科技项目思维的延续。最后出现了尴尬的局面，很多投资项目拿到了政府部门的各类奖项，却没有得到市场认同。而中创公司当时还不懂得止损的重要性，项目遇到困难之后继续不断加码投资，最终反而扩大了损失。

　　在投后管理上，中创公司也遇到了填不完的坑。中创公司在南方以350万元投资了某电子厂，两年后该公司就倒闭了。几年之后，中创公司偶然间发现该公司创始人成了千万富翁，他经营的企业生产的正是前述电子厂的同类产品。原来该创始人一开始就注册了两家公司，并由拿了风投的公司向另一家公司输送利益。

　　迷失

　　进入1990年代之后，表面风光无限，实则处于重重困境之下的中创公司四处出击，风险投资大旗开始变得名不副实。

　　第一个进军的领域是房地产。1990年代初房地产热，中创公司也在全国各地投资房地产开发。在著名的海南房地产泡沫中，中创公司也是圈地大军中的一员。

　　第二个进军的领域是股市。当时中国正在筹建证券市场，饱受无退出渠道之苦的中创公司，是最积极的鼓吹、实践者之一。出钱赞助、组织、发起证券研讨会，于1992年投资了当时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万国证券。这些举动原本应是为风险投资铺路，但中创公司很快迷失了自我，不仅开设证券营业部开展经纪业务，还持有大量上市公司股票，位列多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1992年中创公司炒股赚了4000万元，1993年大举投入数亿元，结果当年亏掉了一个亿。

　　第三个进军的领域是高息揽储。1995年中创公司利用自身的金融牌照，启动高息揽储业务，缓解了资金压力。但这已经是中创公司无奈之下的最后一招了，效果类似于引鸩止渴。最终中创公司也是因为这一业务而被央行关闭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