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界人士热议哈佛“撤稿门”事件

　　来源：中国科学报

　　这两天，哈佛大学公布前哈佛医学院教授、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Piero Anversa关于心脏干细胞研究论文造假处置结果一事仍在发酵。科学网微信公众号就此事件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截至10月20日，已有3000多微信用户参与问答，超九成投票者认为哈佛大学的处理“做法合理，对学术不端绝不姑息”。

　　哈佛大学“清理门户”的高调处理方式，也让国内学术界为之震撼。试想，如果这位在心肌细胞上“费尽心机”的教授在中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焦点一：哈佛调查长达5年

　　Anversa的研究成果自2004年发表后就受到业内质疑。据《纽约时报》报道，哈佛大学医学院从2013年1月开始启动对Anversa的调查，历时5年的调查，其中不乏波折，最终以撤稿31篇论文为该事件一锤定音。

　　反观国内，多年来对于学术不端事件启动调查的相关信息屈指可数。这样的现状不得不令人猜想，如果Anversa在中国，可能不会对他启动调查。

　　科学网此次调查显示，“处置不积极、过程不透明、结果不清楚”是“国内机构处置学术不端事件时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位列榜首的原因。

　　2016年，国际期刊《肿瘤生物学》因虚假同行评议等问题撤销107篇中国作者论文，但迄今鲜有涉事机构主动针对涉事作者展开调查。其中，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逐一对撤稿案例进行调查，随后该机构根据调查结果取消了相关责任人的科学基金申请资格，并撤销40多个已获资助的项目。

　　2015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谢灿称，其研究成果被与其合作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PI张生家“剽窃”，并指责其“抢发”论文。此后，两涉事高校启动“调查”并提出撤稿要求，最后该事件以张生家被清华大学解聘而结束。该事件中，调查机构对涉事人是否存在学术不端、学术不端的事实和处置依据，并没有清晰界定与说明。

　　焦点二：哈佛学术委员会动“真格”

　　其实在2015年，Anversa就从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离职，但哈佛大学医学院并没有因为其已离职而放弃追查。其中，校方学术机构在处置学术不端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反观国内，应承担公正调查职责的学术委员会缺乏独立性，是当前调查不给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教授余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中国高校各种学术委员会一般由领导担任专业委员会主任，受到行政因素干扰较多，造成委员会独立性差。”

　　引入第三方机构展开独立调查，在各国学术界已成为共识和通行做法。科学网调查表明，70%的网友认为哈佛大学的调查适用于国内同类事件，其中18%的参与者希望“由第三方展开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17%的人认为还要“允许各界尤其是科学共同体就调查结果展开质询并对质询再进行答复”。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师薛少华指出，在国外，高校学术委员会对学术不端事件的调查，往往会邀请第三方机构和司法部门介入。

　　根据美国政府颁布的《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大学一旦发现学术不端行为，需请专业人士组成委员会展开调查，根据事件的性质和科研资金的来源，不同的联邦拨款机构也有权利参与调查。调查过程系统缜密，调查人员来自各个行政机构，调查结果和处理往往会给学术不端者带来终生的惩罚。

　　焦点三：哈佛赔偿1000万

　　201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起诉Anversa等人欺诈性获取研究资金，他曾供职的布里格姆妇女医院同意为此支付1000万美元作为“罚金”。

　　科研赔偿，是一个在国内鲜有听闻的措施。“零容忍”作为最严厉的口号，被几乎所有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写进科研管理规范中。不妨再次猜想：如果Anversa在中国，这些“零容忍”的“清规戒律”是否能够真正奏效？

　　在科学网的调查中，有18%的网友认为国内处置学术不端事件时“存在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现象”，并认为这“其实纵容了不端行为和造假”，由此对相关处置结果感到不满。

　　今年8月底，河北科技大学发布《学校公布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和处理结果》，认为韩春雨没有主观造假，学校将以此为契机，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校方同时决定追回授予个人的荣誉称号、科研绩效奖励及科研经费，但这一处理结果仍然令学术界感到失望。

　　焦点四：哈佛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多名科学网微信公号用户在后台留言称，在国内，一些被怀疑甚至被证实学术不端的学者如今依然活跃在学术界，“不了了之”成为学术不端的普遍结果。

　　学术“大牛”和所在机构存在利益捆绑关系，导致“零容忍”难以落到实处，被认为是国内面对学术不端时“口惠而实不至”的主要原因。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院士朱邦芬指出，国内高校如果有“帽子”或“头衔”的人被怀疑学术不端，所在单位往往会选择“为尊者讳”乃至回护、遮掩。“许多学术委员会有专门的部门和办公室，但没有强有力的诚信办公室，更没有调查和处理的力量。”

　　薛少华认为，如果涉事的是学术大牛，大家会投鼠忌器。有“帽子”头衔的大牛是学校争取的对象，如果把这些人得罪了，学校的量化指标考核势必会受到影响。

　　余红则指出：“国内人际关系复杂，面子、求情等现象使学术不端问题难以被公开、公正地处理。”

　　总之，倘若Anversa在中国，由于缺乏专业、独立的调查队伍，其学术造假行为可能难以获得“实锤”；同时由于“零容忍”规范缺乏支撑其实现的资源，导致即使有不端行为被发现，也很难被揪出来。而相关涉事人员依然有较大的可能性活跃在学术领域。

　　朱邦芬表示，在发达国家，科研人员诚信问题直接危及学术生命，这让大多数人很重视学术声誉。“在中国，大家对学术不端的严重性认识还不够，严肃处理学术不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梳理此次哈佛大学“清理门户”事件的细节，引以为鉴，接下来，应当思考的是，当下国内的科研诚信建设当如何有过则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