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们的后师生关系:“第二父母”变冷面老板

　　原标题：研究生们的“后师生关系”

视觉中国供图

　　“当我找到女朋友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带给我的导师看看。”

　　这是首都师范大学的2002届硕士毕业生温先生20年前的回忆。而当世界运转到2017年，温先生越来越不理解的就是如今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从“相爱”变成“相杀”的关系。

　　当网络上开始充斥导师和学生之间的“狗血故事”，当媒体开始关注高校师生之间比“爱情还要复杂”的恩怨情仇，当一枚又一枚点名道姓的“自爆炸弹”进入公众视野，曾经“亦师亦父”“亲如一家”的师生关系仿佛成为老一代研究生们与90后、95后之间不可逾越的代沟。

　　为何那些年“和平美好”的师生关系变成了这样？

　　当“第二父母”变成“冷面老板”

　　温先生研究生毕业已经15年了，当他回忆起当年与导师的点点滴滴时，眼神充满了温暖，言语之间流露出不尽的感激。

　　“我们和老师带的博士生们一起，每周都要开一次主题会，先由一个学生就一个主题进行准备，讨论时为大家讲解，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温先生说，雷打不动的一周一次主题讨论，让他在研究生阶段进步很快。

　　“她真的可以说是‘亦师亦母’。”温先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温先生在毕业找工作时，曾遇到不少麻烦，甚至已经签好合同了突然被告知不让再去上班。“那时候还是个学生，遇到这种事情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导师，第一时间给她打电话。她让我不要急，先去她家吃饭”。

　　温先生说，那时候到老师家吃饭属于家常便饭。

　　当曾经的“小鲜肉”们变成了“拿着保温瓶泡着枸杞”的中年男女后，他们对于导师和同门的真挚感情仍然延续着。

　　直到现在，温先生和导师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么多年有什么事情、取得什么成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告诉自己的老师。”温先生认为，这种师生关系下，学生能够感受到一种亲人般的温暖和凝聚力。

　　而当中年人说起这些“鸡汤故事”，当下的研究生们总显得不能理解，甚至觉得“大人们太天真”了。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李捷枚在2015年发布的名为《研究生与导师关系调查与启示》的学术论文显示，在生活困难时，被调查研究生首先选择求助导师的仅占9%，远低于选择“父母”的51%和“朋友”的34%。

　　刚刚从北京市某高校生物类专业毕业的硕士生徐英曾经历和目睹了一系列师生之间的“狗血剧”。研究生的3年，徐英几乎没有歇过一个完整的周末，因为自己要“帮老板干活儿”。

　　“每天都是宿舍实验室两点一线，我们所有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要参加导师的课题项目，有时为了观察一个实验结果，我需要一直等到半夜。”徐英表示，因为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毕业时她放弃了自己学习多年的专业知识，进入了一家事业单位做行政工作。

　　说起形同上下级的师生关系，徐英表示，“在理科类学校里，按职场作息‘打卡’帮导师干活儿是很常见的。我比较幸运，在为导师‘打工’3年后顺利毕业了，但是我周围还有同学因为没有帮导师完成项目，而影响毕业论文进度、被导师暂扣毕业证、延期毕业等情况发生，那样的师生关系可就是‘敌人’关系了。”

　　从“定期见面”变成“形同路人”

　　“这种关系是会传承的，包括我和我的同门师兄弟之间，都是非常亲密的。”

　　1989年硕士毕业，曾经就读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尹先生已经离开北京生活了20多年。前几年，当尹先生的女儿考到北京上大学时，尹先生第一个想到的是带着妻女到导师家做客。

　　于是，女儿报到时，多年没见的同门师兄弟一起帮忙搬东西、安排食宿。当见到导师时，尹先生也像当年汇报研究进展一样告诉导师，如今生活怎么样，女儿在哪上大学，未来有何规划，等等。

　　“这些年因为工作太忙，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见导师了，但是他告诉我，他和我在北京的同学们会好好照顾我的女儿。这让我特别感动。有他们在，我对女儿就放心了。”尹先生说。

　　然而，这种关系真的可以传承吗？

　　李捷枚的调查显示，在师生关系的和谐、融洽度中，74%的被调查者认为师生关系“融洽”，26%的人对师生关系的状况不够满意。在与导师的学习指导方面，仅有70%的被调查者表示可以随时联系导师，有20%的研究生“很少与导师见面”。

　　的确，在北京某高校就读研二的吴优已经半年多没见过他的导师了。

　　“她去国外做项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师兄师姐们毕业答辩她也没有回来。”吴优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的论文，如何写才能达到发表水平？如何找杂志发表？他有很多疑问却不知道找谁指导。

　　“她说论文问题发邮件沟通，但是离得太远了，有时候邮件也不能及时回复，而且我在邮件中提的问题也没解答清楚，只让我去找相关文献。”用吴优的话说，现在就等着“自生自灭了”，几乎完全靠自己学习的方式他从研一就已经领教到了。

　　“老师项目多，很少才能见到，只有在开题之前组会是两周一次，其他时候基本一学期见一次。开组会也都是在办公室，而且每次去见她都诚惶诚恐。”吴优的师兄张康说，研究生3年，和导师只吃过一次饭，就是开学刚选导师的时候，更别提去导师家里了。

　　张康这样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他的导师，她是“谜一样的存在”。

　　来自西北某高校的2014级研究生王彬情况差不多。研究生3年来，他获得了“身心上的自由和学术上的悲哀”。几乎从来没有见过导师，因为他“太忙了，见他都要提前好久排队预约，也不一定能见到”。

　　从开题到最终论文答辩，王彬的论文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一次组会都没有开过，自己写完主动去找他或者发邮件给他，希望他能指导一下，但是也少有指导意见。”王彬说，虽然这让我很自由，但是3年下来，我真正收获到的指导和知识很少。

　　对此，王彬直言“选错了导师”。最初王彬选择这位导师是因为他深厚的学术背景，那时候王彬很想考博，想通过导师的指导和“关系”帮自己走学术之路。但现实是他见导师都很难，曾经对导师提起过考博想法的时候，导师只说了4个字“好好复习”，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组会”在淡出今天研究生的学习方式

　　师生关系变了，或许不能说是人都变了，而是人与人之间建立新的信赖关系的成本变得高昂了，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也是一样。

　　华南农业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蔡茂华在今年发表的名为《大众化教育下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调查与分析》的学术论文中指出，“导师与研究生对师生关系的属性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文中指出，导师认为师生关系中，师徒关系和家长与子女关系是主要关系，占70%以上。但是，研究生认为师生关系中，普通师生关系和老板员工关系是主要关系，占50%以上。师徒关系、家长子女关系、朋友关系占不到50%。

　　邓女士一直很欣赏自己父亲和他的学生们的关系。她的父亲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授，今年年初，父亲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来了。上百名学生让告别仪式的房间都站不下。

　　“父亲在世时，每周都会有他的学生来家里吃饭，陪着退休的父亲聊聊天，帮我父母打扫卫生，他们有什么工作生活上的疑惑也很乐意听取父亲的意见。父亲的生日接近春节，每年年前，大家都会找个日子为父亲祝寿。”邓女士说。

　　如今，随着80岁父亲的逝去，邓女士发现，旧式如父如母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正在走向终结。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沟通方式变了。

　　曾经，几乎所有导师都会定期给自己的研究生开“组会”，这种每周一次的会议从学术交流延伸到生活指导，成了那个年代远离家乡的研究生们获取信息和人生方向的唯一来源。然而对于90后研究生来说，导师已经变得不再是“导师”了。

　　《调查》显示，曾经遍布校园的“组会”如今只有50%的被调查研究生还在进行，其他的导师指导方式包括实验指导（30%），另外还有邮件指导、电话指导、个别交谈等。值得注意的是，师生个别交谈仅占被调查者的10%。

　　王彬说，曾经对研究生的生活充满憧憬，以为研究生导师是一对一的，无论学术还是生活，师生关系应该亦师亦友。但真正读了研之后，发现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还不如大学老师时亲密，“我是第一次当他的学生，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当导师了，可能没有激情了。”王彬无奈地说。

　　不知从何时开始，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简单的“责任”与“义务”，保证学生顺利毕业就是老师的责任，学生的义务也就是按时完成论文要求，导师不再负责其他方面的教导。

　　邓女士感慨：“以前，导师会用亲情来辐射你，导师就像一颗恒星，永远散发着光芒，学生们会自发地围着导师。现在，导师不发光了，师生这段原本可以维系一生的感情也变成了一个为文凭而生的旅程。”

　　“你说，是导师变了，学生变了，还是这个时代变了？”邓女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