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讲述和金庸的最后一面 听了上海话眼睛发亮

编剧史航说起拜见先生时，他书架上戴博士帽的小熊。杨澜想起他有话说不出来，急着比划着手势的一幕。白岩松说他耳根子软……

　　友人陶杰一个星期前去医院探望金庸，听金庸夫人说先生想念家乡，就用上海话和他讲话。金庸听了，抓着陶杰的手，脸色很好，眼睛发亮，但是说不出话。香港记者李喻（化名）在养和医院见了金庸最后一面，想起他曾经对自己的帮助，“我觉得好像置身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

　　金庸离世后，他创刊的《明报》发表社论，重点落在先生的政治成就上。国内外媒体上，各式各样的悼文纷至沓来。

　　更多的人回忆起和金庸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编剧史航说起拜见先生时，他书架上戴博士帽的小熊。杨澜想起他有话说不出来，急着比划着手势的一幕。白岩松说他耳根子软，请他写书法从不拒绝，题字落得到处都是。金庸先生的围棋师傅聂卫平回忆，每次见面他都叫我师傅，叫我爱人师母，他说武林中很讲辈分的。

　　剥洋葱联系了六位与他有过交集的人，讲述他们与金庸先生的最后一面。

　　1、 “金庸太太说，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

　　陶杰，原名曹捷，香港专栏作家。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与金庸先生相识，并在1993年受其邀请，从英国回到香港任《明报》副刊主编。与金庸最后一面在去世的前一天。

　　金庸先生去世的前一天我是在医院的，他当时在熟睡，但面色很好，我就觉得他应该能够挺一阵子。所以他去世时，我听到还是觉得很突然，当天我本来还想下午五点钟去看他。

　　上星期我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金庸先生的太太跟我说，你跟他说几句上海话吧，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我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当前的时事、局势，他听着有反应，很清醒，很高兴，脸色很好，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但是说不出话。我很难过，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对话了，我不知道他想问什么，我只能够猜想他有兴趣听什么，我就向他汇报什么。那是我跟他最后一次交流。

　　2018年10月30日，香港，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终年94岁。

　　我从小就听说金庸这个名字，因为我的父亲（曹骥云，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他《大公报》的同事聚会的时候，他们常常提起金庸先生这个人，谈论他写的社论、武侠小说。那个时候金庸先生离开《大公报》不久，刚刚创立《明报》，他的动向很受旧同事的注意。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后来我长大一点就读了他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觉得他是一位很杰出的说故事的人。

　　到了1988年，我第一次看到金庸先生本人。那时是在《明报》的社长室，我有一点采访的公事去找他，那次见面比较简短。

　　后来到了1991年、1992年的时候，他去英国牛津大学当交换学者，我在牛津的校园有一次见到了他。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穿得很朴素，就像英国校园里的教授。他已经名满天下了，作为一个大老板，他在牛津的时候太低调了。

　　那个时候査先生在牛津大学经常见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会讲对中国的时情、世界的局势的种种看法，对中国的文化、历史都表达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我当时觉得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很平易近人，很谦和，评论当前的时局都会引用古今中外的故事和人物。他说话不多，但是条理很清楚。

　　在英国的时候，查先生就会时常叫我给他写一点专栏，写英国的人和事儿。他观察人是需要时间的，一步一步、慢慢地观察。我写的文章他篇篇都看，他看了以后有什么看法都会告诉我，夸奖的话也都是在背后，不会当面。如果他觉得有问题的话，也会很客气，把问题写在纸条上递给我。

　　后来，我在英国的工作合约满了，查先生就说“你到我这里工作吧”。于是我就被先生邀请到《明报》做副刊的主编，我当时就知道先生对他《明报》的副刊特别在意，能得到他的邀请我作为小辈觉得很高兴。

　　开始在《明报》工作时，查先生跟我说副刊专栏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要动，副刊的方针就是走娱乐性、轻松一点的方向。当时查先生刚好把《明报》主要的股份出售，新的股东加入后就跟我说这个《明报》的副刊要从头全改。全改啊，我就跟査先生说，我很为难，因为你是带我进《明报》的人，全改的话我只能离开了。査先生就跟我说，我支持你。

　　我辞职了，去了另一份报纸。到1994年，我遇上了一次车祸，査先生当时在剑桥，他知道了之后非常紧张，一回来香港之后就马上来看我。我真的很感动，他作为我的长辈来看我。我当时跟査先生说，我觉得我辜负了你的期望，没有留在《明报》。他说，不要紧，离开也是对的。

　　那次我出院了之后，就经常跟他来往了，常常去他家吃饭、聚会，和他聊天，也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们平时会聊些世界格局，也会提起以前我们共同认识的人、一同经历的事儿。有一次我就提到夏梦女士，他跟我说他其实没有追过夏梦，这个是外面人的误传。

　　他人很严谨认真，经常是想好再说话，想好再写作。他跟我们说写作最忌就是写空话套话，要写得浅白，不要卖弄，要通俗，要让人民群众一看就懂，深入浅出，有道理也有看头。

　　10月30日，我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时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的样子：不笑的时候好像金刚怒目，很威严，人家感觉他很凶，但是笑的时候就很和蔼。

　　如果聊天的时候有不同想法，他也会很含蓄会跟你说，你刚刚说的这番话，我有同意的地方，也有不同意的地方。他每次都会把同意的论点放在前面，然后再坦率地把不同的看法提出来，从来不会突然一下子跟你抬杠。所以跟金庸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淡淡的、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那种谦厚。不只是谦厚，还有博通，还有圆融，这些词用在他身上特别合适。在他身上，我可以看到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人的样子，像徐志摩、梁实秋，那种温婉、含蓄和礼数，都可以在金庸先生的身上体现出来。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金庸先生，我想用的是圆融的融字。古今中外许多哲理，都融在了他的武侠小说里。他把他的看法、矛盾和冲突，都在武侠小说里化解、并融。他懂得处理矛盾，也非常喜欢自由和和平。他人生的信仰就是有原则，但是他表达他的原则的时候是很有分寸的。他有分寸的时候有人会误解，他是不是收敛了，但不是这样，他是很有底线的人。

　　他经常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变的。你看到我写的时局的评论，有的时候很客气，有的时候不客气，那是因为变的是时局，是中国本身。时局变好的时候我就表扬，我就支持，不好的时候我就批评。”

　　他还说，“创作、发表言论，要注意天气。天气冷的时候要多穿一件毛衣，天气热的时候就把毛衣脱掉。”

　　他的武侠小说花团锦簇，我很难说特别喜欢哪一部，因为每一部都不一样，很多时候不同的人生阶段就喜欢不同的主角。

　　我中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郭靖，后来长大了以后就比较喜欢令狐冲，因为他是一个代表着自由的角色。

　　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的是韦小宝，我觉得这么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虽然在扬州那种烟花之地长大，但是他从小就这么圆滑，我觉得这个角色不是太令人信服。但是作为他最后一部小说，金庸先生这么设计一个反英雄的人物也有他的用意。

　　有一次我问他，“查先生您这十四部小说，为什么第一部《书剑恩仇录》以反抗的精神开始，但到了最后的《鹿鼎记》，您却写出一个韦小宝，是个投降派。那您写《书剑恩仇录》的时候，有想到20多年后会以‘投降的方式’写最后一部小说吗？”

　　他说，没想到。

　　那我就说，这里面有什么微言大义吗？

　　他一开始就笑笑，没说什么。后来他说这就是人生不同的阶段，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自己早年是非常激进的，不激进的话也不会写这种造反的人物，像《碧血剑》里的袁承志，到后来《神雕》里的杨过，还有后来《天龙八部》的乔峰，这些都是金庸自己不同阶段的性格的不同方面。

　　金庸先生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传下来的一盏灯，现在留下来的几盏灯已经不多了，一盏一盏地都熄灭了。我跟他的交往不光是和他个人，而是与一个和谐的、美好的、善良的时代，所以我比较哀痛的，不只是他个人的离开，而是一整段历史、一个故国的正式落幕。

　　2、“这位用语言创造出整个世界的大作家，却是一位嘴拙的受访人”

　　杨澜，知名媒体人、企业家，曾两次专访金庸，最后一面是2006年。

　　和许多人一样，我的学生时代也有打着手电彻夜读金庸小说，欲罢不能的强烈记忆。比许多人幸运的是，我曾在1998年和2006两次专访他，地点就在他香港北角的办公室兼书房——那里有整排的落地窗，无敌海景。他对待接受采访很认真。

　　第一次采访他时，我们两个人刚一坐下来，他就伸手“抢”走我的采访提纲！真是不公平啊，哪有两个人过招，先把对方的招数预览一遍的？还好，我手里拿的并不是什么武林秘籍，只不过是一张字迹潦草的提纲，现在想起来，还让我觉得惭愧。

　　第二次采访时我学乖了，所有的问题都记在了脑子里。他看着我摊出的双手，没招儿了。说起来好可爱，这位可以用语言创造出整个世界的大作家，却是一位嘴拙的受访人。他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口音，而且思维跳跃，句子常常不完整，让我这个采访人有时都替他着急，忍不住插嘴道：“您想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猜对，他就愈发着急起来，比划着手势试图重述。看到我依然困惑的表情，他自己都会不好意思地笑出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坦诚。他说自己一生中有很多误会： 年轻时曾一心想做外交家，却屡屡碰壁；做报人最用心写的是社论，不料却因写着玩的武侠小说享誉世界。他小说中每一个英雄都有内心的脆弱和迷失，而他也不讳言自己曾经有过痛不欲生的经历。

　　2018年10月30日，查良镛先生在香港去世，享年94岁。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中充满感伤：一代大师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身后留下的还是那个江湖。

　　3、“现在的感觉，就像杨过同时失去欧阳锋和洪七公”

　　史航，编剧，曾改编2003版《射雕英雄传》电视剧，与金庸先生最后一面是2008年。

　　十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就是为了去见金庸先生。见面就在他办公室里，他说话声音很斯文很慢，跟想象中的一样，印象最深是他书架上戴博士帽的小熊，我们说起，“熊是bear，忍受也是bear，不管读博士还是写东西，都是要bear啊。”

　　那次是去谈舞台剧《天龙八部》的改编，聊得很好，后来他就把版权送给我们，还说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他愿意来看，然后请大家吃海鲜。我谈了一些对人物的理解，哪几场戏要怎么写，他就是一直笑嘻嘻地听着我。就有一个地方，他说不要小看马帮主夫人康敏那个角色，虽然都觉得她是个狠毒的女人，但他说，这个人很重要，不要删掉或者乱改，再三强调这个。

　　2018年10月30日，湖北襄阳，金庸逝世当天晚上，金庸迷相聚襄阳古城墙，用点亮蜡烛的方式寄托哀思。

　　最后我从包里拿出一本《金庸散文集》，请他也写几句话，送给我当时的女友。我说我很喜欢你的散文，我觉得他挺高兴的，可能大部分人找他签名都是拿他的小说。我还说你写的《袁崇焕评传》，我年轻时候看过对我影响挺深，是少数完全记得住的文章，这个他可能也有点高兴。

　　他也送了我《天龙八部》的书，还题了词。但是这个戏后来我并没有跟到底，多年之后再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有点辜负他。

　　刚读《射雕》的时候，第一本不在我手里，我直接从第二本被撕掉的后面才开始读，一上来是郭靖学“亢龙有悔”。所以后来改编电视剧时，我就从这段开始写——郭靖黄蓉正要撕开一只鸡吃，突然有一个声音在背后说：“撕成三份，鸡屁股给我！” 我以此纪念。

　　知道他去世的时候，我正跟一个导演看剧，突然微信里看到，我以为又是假消息，一搜是真的。我就看不下去那个剧了，就告辞了。我在自己微博里搜“金庸”两个字，搜到298条，除了得知噩耗这最新一条，其余提到他都是踏实的，欣慰的，有恃无恐的。

　　我的一点点关于佛教的知识，关于书法的知识都来自于金庸。现在的感觉，就像韦小宝失去总舵主，就像杨过同时失去欧阳锋和洪七公，就像《倚天屠龙记》后记里他最后那一句话：“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4、“先生耳根子极软，谁提要求都会答应”

　　白岩松，央视主持人、记者，曾去过金庸老家做采访，最后一面是1999年。

　　我儿子叫清扬，风清扬的清扬，就知道金庸与我们家的缘份。儿子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读金庸，受此影响，一步一步，今天已经在大三学历史。在我们家有人喜欢金庸，有人喜欢古龙，在书架上和生活中和睦相处，没有高低之分，都是我们重要的成长营养。

　　采访金庸是20年前，在我的书中有过采访时的照片，重点在于采访的地点：那是杭州给金庸盖的别墅院落，但他反过来又捐给了杭州。我问他为什么捐了？他说：“当时我盖这个别墅的用意就是我退休之后到这里定居，做学问，会朋友。等到全部造好后我来看，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房舍的结构太精美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来住这样好的地方不大适合，我就捐给了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金庸善于文笔，却似乎不善于言谈，但态度绝对诚恳，而且金庸先生耳根子极软，谁提要求都会答应，于是今天你应该发现很多人都晒出了金庸的题字或书法，而且相当多都没有印章，原因就在于看到别人铺好了纸笔，让他写他就写，但其实他并没有带印章，可见金庸先生之随和。

　　当年我采访杨振宁先生，先生也和我谈起了他喜欢读金庸，并由此引发了一句对我影响很大的话：物理研究到尽头是哲学，哲学研究到尽头是宗教。各种学问应该相互借鉴，太专是一种限制。

　　金庸走了，今后的文学大师还会有，但像金庸和古龙这样全民性的文学大师很难再出现了。原因在于他们是在我们精神极度饥饿和匮乏的时候提供供给的人，让我们一下子吃得很饱，很好。而现在与将来，我们都没有以往那么饿了，供给也极其丰富，各取所需，很难有这样的全民文学偶像了。

　　5、“他说武林中很讲辈分的”

　　聂卫平，围棋国手，金庸先生曾拜他为师。最后一面大概在十年前。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3年。我正在广州参加围棋比赛，广东省外办（外事办公室）的人就告诉我，金庸托他们问，想要拜我为师学围棋。我专门赶到从化县和他见面。

　　他一见到我就说要拜师，一开始还要磕头。他比我大28岁，我说那哪儿行啊，磕头还得了啊？然后他就改成鞠大躬，行礼之后，我们就算是师徒了。他一直对围棋感兴趣，不光拜我，他还拜了很多老师。后来他是香港围棋协会会长，我们之间来往的就比较多了。

　　每次见面他都叫我师傅，叫我爱人师母，他说武林中很讲辈分的。我呢，一直叫他查先生。

　　我们俩其实没下过棋，我这个“师傅”是挂名的，我也知道他水平不是很高。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沈君山，是前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炎黄杯”围棋比赛是我们三人发起的。

　　《天龙八部》里的珍珑棋局是金庸编出来的。他每天苦思苦想，在真实的棋局里，那种情况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我这边有一个工作人员，是个高段位的业余爱好者，他给想出来了。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他非常得意，觉得这个虚构的情节在现实中能够实现，特别高兴。

　　他知道我喜欢吃大闸蟹，就请我到家里吃，我在他们家创过记录，一口气吃了13只。他们家两个佣人，我后来听他太太说第二天都给辞退了。因为我吃的时间长，吃了5个半小时，佣人就等得有点不耐烦，金庸不太满意。

　　八九十年代那会儿，有一次我们在香港吃河豚，金庸说河豚有点危险，师傅不能先吃，得他先吃，吃了半个小时没事儿我再吃，其实正式营业的餐厅肯定没有毒的，但也让我很受感动。

　　平时聊天，他谈政治上的问题比较多，他关注时局。1985年前后，有次我去香港，他还托我给邓小平带过书，就是他那一套“飞雪连天射白鹿”。

　　我们大概有十年没见了。最后一次是个围棋活动，电视直播结束后，我们到山上聊了会天，问寒问暖的，其实就是中国人见面常说的那些俗套话，谁会想到以后就见不着了？

　　前两年有几次活动，听说他也去我挺高兴的，但是到了也没见到他，说是身体不太舒服，后面没有再见过了。

　　我是在北京的家里知道他去世消息的，心里不舒服，很难过，但是呢也有些思想准备。沈君山前些日子在他之前走了，这都是自然规律，没法抗拒。他是我围棋上的徒弟，但是从为人和对社会的贡献来说，我应该拜他为师才对。

　　他说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两百年后还有人看他的书，我认为他这个愿望用不着担心。他如果回首一生的话，应该是感觉不虚此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是永远的金庸。

　　6、“我觉得好像置身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

　　李喻（化名），香港记者， 2003年曾专访金庸，之后和金庸成为忘年交，最后一面在10月30日下午。

　　10月30日下午，我在养和医院见到查先生最后一面，他走的时候很安详。

　　这几年他老人家一直有老人病，但一路都很稳定。去年圣诞节我们还一起过，几个朋友去他家吃饭，和他一起热闹。

　　2003年我认识查先生。我当时约查先生做访问，约了几个月，我已经快放弃了的时候，查先生的秘书打给我，让我过来，说查先生想见我。他见我第一句话就跟我讲，我看过你做的采访，做的很好，如果你是《明报》的员工，我还是主管的话一定会给你升职加薪。

　　那天的访问我们本来是讲他的小说创作的，但正是香港非典爆发，于是就变成了讲时局，SARS，特区政府管理问题等等。

　　我和查先生就因为这次访问相识，做了好朋友。对我来讲，他给我了很多扶持，一路都对我很好。在我整个记者的生涯中，他提点了我很多事情。

　　2004年台湾选举，连战宋楚瑜对阵陈水扁吕秀莲，我很想约四个候选人访问，但约不到。当时查先生约我们几个朋友在香港君悦酒店喝下午茶，他就对我说，你生日快到了，你有什么愿望？我说我的愿望就是采访到这四个候选人。他说没问题。他马上让服务生拿了纸笔，写了封信给宋楚瑜。他没给我看信的内容，封上了信。我觉得好像置身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然后他说，你把信交给宋楚瑜，他会跟你做访问的。原来宋楚瑜家和查先生家是世交，很有交情。我就拿着这封信和我的主管讲，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去一次台湾，我拿着这封信很有信心。

　　我觉得可能到现在也没人试过，一个记者一个访问都没有约到，就去了台湾。当时我就想尽办法去见到了宋楚瑜，把信交给了他。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信里说了什么，我说是查先生让我给你的，宋楚瑜就当着一班人站在那里，在我面前拆了那封信看了，真像是武侠小说的情景。结果我很快就和宋楚瑜做了访问，接着宋楚瑜就问我，你需不需要跟连战做访问？我说需要，接着连战的助理就打给我了。

　　在我人生路上，我和查先生相处日子真的很短，只有十五年。但是他给我的帮助和教导是很多的，他教给我做人的道理，比如做人要争气、做人不要怕辛苦。我真的很感激他。今天我很难过，很多人都打给我，现在我才觉得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事实。

　　但我又真的很幸运，因为我是一个很后的后辈，在查先生一班朋友里我是最年轻的。我可以有缘跟他相聚，听他们讲故事，讲以前的事，真的好像在看一本武侠小说。我今晚真的很难睡得好，也很难相信今日之后从此永别了。

　　我曾写过一个爱情故事，最后是一个悲惨的结果，相爱的人阴阳分隔。我拿给他看，他就跟我说，这个故事写得好，但是太伤感了，happyending好一点。如果这本书有机会再版，我会听他的话，把故事变成一个happyending。人生已经有太多事情太伤心了，故事而已，应该开心一点。

　　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党元悦 实习生纪思琪 编辑陈晓舒 校对王心

　　（新京报记者朱若淼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编：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