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君15分钟独白 拉开话剧《抄写员巴特比》序幕

《抄写员巴特比》从今年在上海首演开始，主演王传君就成了宣传的主题之一。

　　◎今叶

　　没有足够肢体有效的塑形能力，王传君虽然尽力让自己显得松弛，拉家常似的与观众讲话，但想要让观众在这15分钟里完全集中注意力，跟随演员的台词在脑海中搭建起对舞台时空的生动想象，恐怕需要更多地从对偶像的痴情中汲取动力。

　　赫尔曼·麦尔维尔创作于十九世纪的《抄写员巴特比》，在短篇小说界评价甚高。读其内容，会让你联想到《变形记》中格里高尔那样被金钱、被职业异化的角色。但麦尔维尔笔下的文职人员巴特比，又是个十足的“异类”，他是一个对职业、金钱、雇主的任何命令都会说“不”的角色，这对于今天在写字楼小隔间里，每天朝九晚五、通勤致郁的白领们而言，会天然地散发出性格的魅力。

　　小说虽然以巴特比命名，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在三万多字的小说里，话少得可怜，仅有的几句有声语言也都是“我宁愿不”的变奏。然而这种略显僵化、机械的语言和性格，并没有塑造出一部喜剧，或是荒诞讽刺作品。作者从始至终都一路严肃地将巴特比送到了孤独死亡的结局，而陪伴他的是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是巴特比的雇主，一间律师事务所的经营者。

　　巴特比因为不断拒绝工作、拒绝改变，生活越来越穷困、孤独，而“我”，在巴特比这种怪异性格“不可思议的支配力”控制下，对其展露出同情与理解。如此看来，“我”又何尝不是另一个孤独的角色。这样一部人物性格独特、情节寡淡、却充满怪异气氛的小说，由来自上海的“椎·剧场”再次以“中外合作”的排演方式搬上舞台。

　　《抄写员巴特比》从今年在上海首演开始，主演王传君就成了宣传的主题之一。这个因在《我不是药神》等影视作品中的表演获得好评的演员，在剧场、在舞台与观众面对面的演出中，将展示出怎样的演技，无疑像许多明星参与戏剧作品一样，被关注和期待。王传君饰演的角色是小说中的“我”，由此也承担起了既是小说中的叙述视角，又是演出中的叙述人的双重功能。这固然最大程度保留了小说的质感，同时也对王传君的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发挥小说中“我”的叙述功能，又让这部充满孤独、怪异气氛的文学作品，在表演中显得不单调、不乏味、不孤独。

　　在演出开场的15分钟里，王传君几乎是用语言加上手势，以尽量“讲给观众听”的态度，帮助观众构建起故事发生的时空。比如舞台上哪里是这间法律事务所的墙壁，哪里是屏风，哪里是工作台。这固然容易发挥出剧场、表演的魅力，但前提是演员需要具备足够的舞台表演魅力与能力。没有足够肢体有效的塑形能力，王传君虽然尽力让自己显得松弛，拉家常似的与观众讲话，但想要让观众在这15分钟里完全集中注意力，跟随演员的台词在脑海中搭建起对舞台时空的生动想象，恐怕需要更多地从对偶像的痴情中汲取动力。

　　比如当王传君刚刚对着观众说完“我的前面是一道屏风”，紧接着就一边说着下面的台词，自己径直穿过了舞台，观众刚刚在脑海里建构起的对屏风的想象瞬间灰飞烟灭。

　　我们的话剧演员在近几年外国戏剧、剧团作品的洗刷中，似乎为自己的演技提升找到了两条可行、可贵的探索道路：让身体在舞台上尽量松弛、通过肢体表演在舞台上讲故事。暂且不论这两条道路在我们传统的、丰富的戏曲表演中可以获得怎样有效的灵感源泉，单就演员的努力本身，如何让身体松弛而不是一种“起范儿”的矫饰，让自己在舞台上的动作与台上的其他元素和谐共处，不相互矛盾，让观众觉得舞台上的表演是真实的……上述种种，在中国话剧舞台表演的进步道路上，似乎仍然处在警示区。

　　也正因此，在演出开场的15分钟里，我如坐针毡，差点就错过了后面70多分钟的演出，以及剧场版《抄写员巴特比》的真正可贵之处。15分钟独白以后，王传君在台上宣布，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迎接客户了。这时，剧场重开大门，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迟到观众纷纷入场、落座。在此之后的演出中，将观众不断纳入剧情，成了演出的一部分，也成了王传君表演故事的重要方式。

　　由此看完全场演出，仅就小说到舞台的改编与转化而言，《抄写员巴特比》确实可以算是一部完整且构思巧妙的剧场作品。舞台上的几扇屏风，构建起了办公室的不同空间，同时也成为剧中间歇渲染气氛的投影屏幕。舞台上的道具只有几个简易工作台，除了王传君饰演的“我”，另一个演员苏力德普日布饰演了包括巴特比在内的所有雇员，他在三个并列的办公桌前饰演三个不同外形、性格的雇员。

　　小说中有意思的情节提示与转折，有效地通过舞台语言进行转化。比如被称为“火鸡”与“钳子”的两个雇员，会以正午十二点为分界线，分别在不同时段展露出暴躁的一面，而且经常忍不住想帮着老板揍巴特比。王传君将小说中的描述转成了舞台上对演员的表演命令，随着他说出“现在是正午十二点”， 苏力德普日布扮演的角色突然发生巨大的性格扭转，他的表演开始在包括两个精分在内的三个角色中来回跳跃穿梭，让一人分饰多角的设定变得更加丰富。

　　又比如，小说在巴特比死后，用了一小段文字交待他之前的经历，他曾供职于“死信局”，大概是处理那些因为收信人逝去而无法送达、只能烧为灰烬的信件。在舞台上，巴特比死后，雇主将巴特比的工作台搬离观众视线前，特意让那些象征“死信”的信封散落在舞台上，完成了身份的交代。

　　《抄写员巴特比》对于观众的“设计”，无疑也是恰到好处的。演出中没有演员与观众的过多直接交流，演员也没有跑到观众席里摸爬滚打，也不对观众提出过多互动的要求。所有的环节都是王传君通过台词让观众意识到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剧中的一个角色，从而既保持一个安全、舒适的观演状态，又不断编排、调整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觉得台上演的是与自己相关的剧情。这就好比在《相声有新人》里，捧哏的安慰逗哏的，“别紧张，别有包袱”，逗哏的一下急了眼：“我是说相声的，你让我别有包袱！”这些植根于艺术规律、又体贴观众欣赏习惯的观演互动设计，才最能唤起观众对作品的亲切感。

　　摄影/鲍雁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