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失独老人在北京租房住:万一半夜生病我该找谁

　　原标题：“我今年78岁，在北京租房住” 失独老人晚年之困

　　“失独家庭”指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生活在北京的赵海兰是众多失独者中的一员。独自面对余生的她无法预料，意外和明天谁先到来。

　　□本社记者 孙梦凡

　　从北京达官营地铁站出来，穿过旧小区、商铺和成群的老人，就到了赵海兰居住的红莲中里小区。由侧门拐入，眼前是一幢破旧的独栋楼房，约6米长的残疾人通道直通大门。楼内比楼外更刺眼，白色墙皮有一半已经变黑。

　　赵海兰今年78岁，在这栋楼的四层租住。47平方米的一居室，月供4000元，而她每个月退休金3900元。2016年年底，为了还债，她卖掉住过几十年的房子，从此开始漂泊不定的租房生活。

　　债务来自儿子生前看病的花销。5年前，赵海兰40岁的独子石海因病去世，留下几十万元的债务。这次没有人跟她一起面对，老伴石真早在1997年就已离开。面对填不满的房租黑洞，只能靠日渐减少的积蓄支撑生活。

　　“万一半夜生病，我该找谁？”赵海兰无法预料，意外和明天谁先到来。

　　变 故

　　一走进赵海兰的家，时间仿佛倒回几十年。门窗是绝不会在现代房屋出现的木质纱窗，玻璃摇摇欲坠。橱柜、茶几、餐桌，每件家具都像与她同岁。墙上贴满老式世界地图，冰箱与洗衣机显得格格不入。

　　厨房左手边是洗手间，塞上马桶与洗漱台后，一转身就要碰到墙壁。再往里走是卧室，一台旧电视机兀自发出声响。屋里每个台阶都向赵海兰发出挑战，因摔倒骨折，一尺多长的钢板还留在她的左腿里，这让她不能忍受长时间站立。

　　赵海兰与这间屋子气质相符。她穿着自己用缝纫机做的裤子，手脚麻利地站在桌前做饭。“街坊邻居都喜欢我烙的馅饼。”说话间，一盘馅饼从她手中“生长”出来。赵海兰胃不好，平时吃一个就得消化一整天。今天家里来人，她高兴，吃了俩。

　　这间狭小的屋子是她第三个居所。一年前，她从上个房子搬出来，因为租金从每月4200元涨到了4700元。再早的房子是她真正的家，只不过已经抵了债。那个家是单位分的公租房，三居室，但她只拥有其中一间屋子，剩下两间住着其他家庭。卖房子的钱抵债后并没有太多剩余。

　　谈起往事，赵海兰刻意表现得漫不经心。“老头1997年去世，高血压，脑出血。孩子是2013年，肝硬化。”疾病先后夺走她的两位至亲。

　　但赵海兰没有一蹶不振。年轻时候，她就跟大学同学步行到过武汉，返程时在河南驻马店过春节。1972年分配工作时，她被分往河北宣化。赵海兰在宣化做了十余年教师。

　　与石真的婚姻让赵海兰重新回到北京。1983年，石真跟自己单位申请，才把赵海兰调回北京，让她在工厂的技工学校教书。要不是有石真，她可能要一直留在宣化。“当时没有自主选择权，分到哪儿就可能待一辈子。”

　　38岁时，她有了儿子石海。石海生活并不宽裕，没有给她很多经济上的帮助。反而是她带着石海一起卖报纸才勉强维持生计。石海去世后，他江苏的妻子也离开了。从此赵海兰彻底独身一人。

　　赵海兰没有被生离死别打垮。但现在每月顶着租金，入不敷出，她开始手足无措。生存与安全感成了最急切的需求。现在房子马上到期，续租时房价又要上涨。“我该找谁？找哪个部门？谁能管管我这种情况？”

　　求 助

　　赵海兰首先把目光投向公租房。今年2月份，她提交申请，4月份就批了下来。但现在没有指标参与分房，2016、2017年的申请名额还没分配完。就算房子批下来，也是在五六环外的郊区。看病对她来说是个大问题，太远了。

　　不得已，她去咨询养老院。问了一圈她发现，家附近的养老院都没有空床位。公立养老院难入住，私立养老院又很贵。而且从赵海兰内心来说，她并不愿意住养老院。“现在手脚好好的，谁愿意去住？没有家属，养老院怎么对待你？”

　　10月23日，赵海兰来到距家17公里的一个小区，今天是“失独者”的聚会。当天现场有8个老人，有两对夫妻结伴而来。赵海兰年龄最大，也只有她独自一人生活。交流、愤懑、嘈杂、沉默，三个小时的对话重复着这一循环。在失独群体间，“抱团取暖”是看似温情，但无可奈何的选择。

　　倾诉声铺天盖地涌到赵海兰耳朵里。

　　“人家都有儿有女，热热闹闹，就自己一个人孤单单的。所以不愿意让人瞧见。有人宁可去外边租房子，去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就怕生病。大半夜生病了，我能给谁打电话？打120人家都不拉，没人给签字。去医院也没人给挂号。”

　　“主要就是没人管。现在提倡一对一，实际上没人管你。扶助政策也不统一，过节时，大家坐下聊天，发现东城区过节费发1000元，西城区发500元。”

　　交流间隙，赵海兰加入谈话，声音力度并不亚于别人。“是不是该把岁数大的照顾一下？”她觉得，不说70岁以上，至少75岁以上、独居的老人，是否可以集中起来照顾？或者少收点房租。在场有人降低音量，目光移到她这边，叹了口气。

　　医疗问题被频频提起。这次聚会中的高远胜夫妇身体状况都不好。高远胜心脏安着支架，妻子患有哮喘，吃的进口药医保只能报销一小部分。高额医疗支出让两人苦不堪言。但大部分人是“害怕”，怕得大病，怕行动能力降低、生活不能自理。而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只是在等待这一天到来。

　　幸运的是，赵海兰身体还算健康。除了腿脚不太灵便，胃消化不好，一眼望过去她比78岁要年轻很多。谈起往事，她说：“有什么过不去的，自己解放自己。”但当下晚年生活之困，她并不能凭一己之力去解放。10月23日这天，赵海兰的眼泪顺着皮肤纹理簌簌往下流。

　　同命人

　　张宁为这次聚会提供了场地。6年前，出于对失独群体的关心，她加入北京失独QQ群做志愿者。几年来，她接触过太多失去自己至亲的老人。在QQ群内，成员很避讳“失独”二字。他们称彼此为“同命人”。

　　据张宁观察，失独者最关心的就是养老问题。他们害怕自己死在家里，担心去医院看病难，有人希望就诊时可以有绿色通道。张宁也认为，这确实是大问题。家里没孩子，看病很麻烦。真要去医院，老两口互相扶持，很困难。

　　更为隐蔽的是心理问题。张宁接触过一个独居老太太，“自虐”——这是张宁对她的评价。屋里乱得像垃圾场，地上满是塑料袋、包装纸、塑料盒。手套都是窟窿，穿戴极其破旧。“其实她生活能自理，但她完全处于一种混乱状态。”

　　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这位老太太的家庭往事。张宁只知道，这位老太太觉得自己命不好，是不该好好活着的人。只有活得一团糟，才能找到失去子女后的那种平衡。心理疏导明显缺位，但她排斥所有，封闭自己。

　　“这属于极端情况，但失独者普遍有自卑心理。”张宁认为，自卑源于传统观念中对“绝后”的介怀。大部分人并不极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他们自卑、觉得生活没意思，将来有一天可能会生病。但过去已成过往，还是要活着。

　　失独群体内部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张宁说，有些人较为激进，希望国家承包养老。反对的人认为，失独是偶然事件，不能因此与整个世界对抗。大部分人觉得，只要在医疗与养老上有一些具体的优惠政策，就满足了。

　　但现状并不尽如人意。赵海兰有一张蓝色的“扶助卡”，该卡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失独家庭印制。卡背面明确指出，持本卡在本市医联体内享受就医转诊绿色通道、申请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的，申请保障房优先。“可是我拿这个卡去看病，人家都没听说过这个卡，根本不认啊！”

　　此外，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的通知》，规定建立“双岗”联系制度，为每一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确定两名联系人，以便在失独家庭需要时为其提供帮助。

　　但包括赵海兰在内的多名老人称，这种帮扶难以落实。首先每个小区有大量失独老人，“一对一”在数量上难以实现。其次，就算有联系人，半夜出事也不可能去联系。

　　四处求索后，赵海兰依然焦虑、疑惑，该找谁解决自己的问题？

　　“没什么熬不过去的，两件大事都熬过来了。”她说，时间是疗愈一切的良药。但现在，时间是她最大的敌人。一个月后，房租要续交。再过两年，赵海兰迈入80岁。

　　而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在80岁时，结束租房生活。

　　（文中赵海兰、石真、石海、高远胜、张宁系化名）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