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红谈周迅：她能看到未来 不会有青春的危机感

“她还是在坚守她最早对电影的初心，她是演技派，年龄的制约性不强，......，她能看到未来，不会有青春的危机感。”

　　我第一次见周迅完全是因为贾宏声。

　　那时候我正在拍《大明宫词》，贾宏声的妈妈打电话来，说他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想开始拍戏。我觉得他不太会愿意拍古装戏，但是他妈妈一直讲，说她给贾宏声做工作。我说行，让他来。

　　来的时候，周迅陪着他，就是一个小丫头，在旁边等。因为想让他状态稳定一些，我就说，要不让他女朋友也试一个角色，他俩做个伴儿。当时就定下来，让贾宏声演李弘，还有一个小太平公主的角色，给周迅。

　　定了之后他妈妈又打电话来，说贾宏声还是不想演古装戏。结果就是，贾宏声没来，周迅来了。

　　我那时候对周迅没有特别的印象，她不起眼，也不是一个专业演员，客串过一两部戏，在《风月》里演一个舞厅里的女孩，我还有点印象。但是她一造型，我就觉得可以，她比较上相。后来我们找来叶锦添，叶锦添给她做了造型之后，变化就非常大，显得非常突出。

　　她还是比较灵，虽然没有受过表演训练，但她确实演得很不错。她不是那种乖乖女、娇气的傻白甜，她很小就出来闯，比较独立，有个性。后来我们还专门去艺校见过她的老师，对她的事情做了些了解。

　　《大明宫词》的风格特别适合周迅。她之前演过史蜀君的《小娇妻》和谢铁骊的《古墓荒斋》，加上《风月》的一场戏，这几部都是很规范的片子，她在里面不显得突出，但是《大明宫词》比较另类，我不想要一个三好学生式的小孩。她演的太平公主，《资治通鉴》上写她是“骄奢淫逸”，一看就是个被宠坏的小孩，被王权宠爱，在宫殿里散养，她的性格肯定非常任性、灿烂，这些东西恰恰跟周迅性格中的很多东西是吻合的。

　　她平时可能装得乖一点，但一到那个环境里，她的天性就释放了，我们也刻意地没有太拘束她，有意识地让她释放，所以她在现场到处疯跑，也没人管。

　　她像个小孩一样，待不住。就是可惜了那些衣服，衣服给弄得到处掉毛，她的那身衣服特别贵。想要飘逸一点、稀疏一点的效果，就没法缝得特别结实，经不起她那么跑啊。后来就给她弄了一个袋儿，裙摆装在袋儿里提溜着跑，像个大蘑菇一样。那种衣服没法干洗，拍的时间又长，不弄干净点，四十集下来都成黑的了。

　　周迅不属于淑女、公主的类型。她应该走演技路线，而不是偶像路线。因此她的性格就很重要，形象特点也要保持，她是得有自己特点的。

　　她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们跟她讲费雯丽，觉得她有点像这个演员。我说，你一定走她的路线，但是你也要很小心，因为她完全投入进去，进入人物以后，有时候没法出来，后来她精神上承受不了，有问题了。

　　她现在受益的也还是这个方法。她演戏要有感觉，用自己的感受去征服观众。我告诉她不要用眼药水，因为眼睛是会说话的，眼睛会告诉观众你是否感动了，没有眼泪，眼药水也没用，没有感染力。

　　但是拍《恋爱中的宝贝》时，她就特别难以自拔，她的情绪受这个影响将近一年，后来我说，你这样不行，让她去接《美人依旧》，换个环境、缓一缓。

　　演员有几个境界，一是演得很自然，二是能够塑造角色，最高的层级就是能把灵魂的感受表现出来，能演一个精神类型的人物。《恋爱中的宝贝》就是冲着最后这个境界的，但是把握不好也很危险，灵魂出窍不容易，需要一个很好的辅导，她是有这种气质的，能够很快进入，但也可能因为角色得抑郁症，这需要她的调节能力非常强，需要身边的人帮助她，不要让她走极端。

　　拍《大明宫词》时，周迅天真烂漫，那是她天性解放的时期，到了《橘子红了》，我们写剧本时，就有意识地让她从姑娘变成一个少女，让她从一个花旦，过渡到一个青衣。她人长得像小孩，总有种没有发育完全的感觉，演花旦是没有问题的，她最难过的一关，就是从花旦到青衣，这就要从角色到题材上都有所考虑，起码要让观众能感觉到，她到了一个女人的阶段。?

　　她本人理解这一点确实有难度，《橘子红了》怀孕那场戏，她一直记忆犹新。那场戏费了很多个小时。就是讲她怀孕了以后，大伯摸她的肚子，她体会到孩子的存在时，在生命层面上原谅了这段关系，她笑了。周迅就怎么也不能理解这个笑，她怎么可能笑？她老觉得她是一个被凌辱的角色。

　　那年大年三十，她就是没感觉，我陪着她一直聊到六点多，年饭夜都要吃不上了。我也不想让她着急、压力太大，就说：这么晚了，咱们吃年夜饭吧，不拍了，初三再见。

　　那天晚上她到了谁家，哭得特别伤心，都有点崩溃了。到了初二，突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我好像知道是什么感觉了。好像是她出去玩，看到刚刚翻绿的禾苗，阳光下的小小生命，让她体会到了大地和孕育的感觉。

　　然后初三，第一个镜头就拍那场戏。现在我想起那个镜头，都会被感动。她一定要有感而发，她找不到感觉我们就不拍，拍不下去，一定要让她完成这个心理建设。

　　但是这一点，对她后来出去拍商业片很不利，人家要赶时间呀。所以她不会草率地去拍很多商业片，还是会选择自己有感觉的角色。

　　她从来不是偶像派，大家喜欢她还是因为喜欢看她演戏，“真会演戏”，是我听到最多的业内和观众对她的评价。这么多年，她戏接得不多，但是都能保证质量。

　　周迅的经纪合同，是当时全国演员第一份。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签、怎么写，都不懂，感觉就是一份演员合同签的时间比较长。我们琢磨了一两个月，李小婉，婉姐跟我说：你看。我说：我不懂，你看。

　　婉姐还脸皮薄，签约的时候她没去，正好是我们拍《绿衣红娘》的时候，让我拿着合同到摄制组去签。我那时脸皮也薄，我跟周迅说：你好好看看。她看都没看，哗哗哗就签了。我说：这是很认真的一件事，我们琢磨了三个月，你一个字都不看。她跟我讲，意思是，就像一个演员把自己交给导演一样，她把自己交给我们了。

　　她那时候也比较依赖我们，每天来我们这儿上班。拍完《大明宫词》以后，谁给她的剧本她都往我们这儿一扔，说：“你们说好，我就演。”

　　这责任太大了。那两年，我们基本上就是在给她写戏。那时候好像也不兴到处推荐演员，就是等，有人找来就看看。都不好意思推销。

　　所以就变成，你要签她，就一定要对她负责，要琢磨她，给她写戏，她能演什么角色，怎么按照她来写角色。但是周迅也受益于此。那三四年她是上镜率最高的演员，两三年之内，打开电视几乎全是周迅。

　　当时还不是提前预售，我们都是拍完之后才找买家，靠质量跟人家竞争。不像现在，看个片花就卖，凭关系卖，你拍得再好，烂片跟你的价钱也是一样的。

　　那段时间，我们拍了就给中央台，这样也好，特别简单，一门心思拍好片子，中央台就买单。那时候在中央台播是最牛的，卫视还没起来，中央台是唯一一个全国都能看到的，全国观众整天看她的戏，她的普及率很高。

　　她特别怕接受采访、面对面地交流，怕跟人讲话，会短路，嘴跟不上。但是她念台词、演戏，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害羞，有社交恐惧症。

　　周迅红了是她自己没有预料到的，通过她，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演员的养成，她，还有陈坤，都经历了这个过程。荣誉来得太早，而他们的心智和知识结构还没有达到成熟，去客观地平衡自己的心态是很难的。处于这种状况，肯定会有一定的失控任何演员都会有，都会找不着北，突然觉得自己飘起来，在天上了。

　　尤其是，挣钱了。这也是一个非常时刻，对钱的概念，从不知道，到一下子拥有这么多财富，这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得起的。但是我觉得，通过时间还是能看清一个人，每个人对钱的在意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肯定会跟她谈这方面的问题，谈在人生历程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持久的，要保持清醒。不过还是得靠她自己做选择，我们不可能替代她。

　　我们的关系，除了演员跟导演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有点像亲人，其他导演不会触及的她的生活问题，我是回避不了的。她所有的事情，我跟婉姐（李小婉）都知道，婉姐主要是生活上，我偏重她的创作还有人生。她觉得哪块儿过不去了，需要有人说心里话的时候，一定会去找婉姐（后来也常被称为婉娘），很多事情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她跟父母不讲，来跟我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信任。

　　周迅在荣信达十年。陈坤讲，他们身上都有荣信达的烙印。选戏啊、做人啊、表演啊，都有深刻的烙印，因为这十年，正好是她的养成、成长期。

　　现在的演员没有什么养成，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演员就是红一时，到第二部戏就完蛋了，拍两部戏回来一看，全走形了。没有一个稳固的世界观，一出去就变，变得歪瓜裂枣。?

　　去年我跟陈坤和周迅见面，他们现在都觉得挺受益的，知道自己的人生选择，不会乱。没有养成过程的演员，在各种诱惑之下，不知道如何把持，等到摔跟头流血之后，什么都明白了，年龄也大了。?

　　巩俐也算是一个有定性的，还有章子怡，也比较有定力。真不是那么简单的，得真有货才能定得住。

　　这么多年，我觉得周迅确实没有太大变化，她的人格那时候就基本上形成了，对我来讲不会有特别大的出入。

　　周迅在摄制组长大，每一个摄制组都是一个小社会，每个社会的氛围都不一样，有些有营养，你怎么汲取，有些是没有营养的，要判断。这种判断力也要培养，你分不出好坏，基本上就别干了。

　　她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习惯了我们的系统之后，出去之后干不了。?

　　她是拍完《橘子红了》以后出去的，穿过叶锦添的衣服，再看到别的剧组的衣服，就崩溃了。那边用的是塑料袋提溜着的跳秧歌的那种衣服，剧组特别乱，化妆品用的还是油彩妆。

　　我特别理解她，但是没有契约精神也不行。她能辨别好坏，接受不了那些。但是总归要有一个接触社会的过程。?

　　我跟周迅保证说我们来，但是人家有导演了，不可能我来导。?

　　我记得很清楚，我开着车打电话，一路开一路打，劝叶锦添。他要不肯来就完蛋了，基本上我就没有什么可以说服周迅继续拍摄的了。?

　　整整半年，好不容易把那个戏给对付下来了。后来发现，光把造型做了也没用，他的片子跟你的造型不是一个系统的，就好奇怪。我觉得特别傻。但总算是过去了吧，没有出大问题。

　　这件事她很有感触。后来她谨慎起来，不能做的事情就直接拒绝。我说你跟社会一定要有契约关系，答应了一定要做。你说“不”，这个不错，但是你说“行”，又不干，事情就很难办。

　　还有一个阶段，她一定要跨过去的，就是拍大银幕。那时候电视剧演员跟电影演员分得非常开，层级不一样，好像演电影就高级一点，其实不都是演戏么。但是那个时候都是那样。

　　就想她不能是个电视剧演员，得给她弄个电影，我也一样，我觉得我是电影出身的，得回本行。

　　拍个简单的生活片，也没什么挑战，一定要有一点独特、有新意，就有了《恋爱中的宝贝》。

　　我跟周迅他们那帮小孩一起去大理，我年纪最大，我们都爬到房顶上坐着，猫似的，一起聊这部电影应该是怎样的。

　　那时候的他们，就相当于现在的80后、90后。他们那一代人的气质，是从传统的外壳里像蚕一样蜕变出来的，是一个蝶变的过程，他们身上有传统变形的东西，也有他们自己的追求，他们渴望很单纯的情感交流，没有太多功利的。我觉得他们的恋爱已经跟传统时代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恋爱中的宝贝》开始是一个生活的、恋爱的故事。

　　我自己也是，行业体制的转变，社会化的转变，意识形态的转变，每个人的自我越来越清晰，但还有一定的分裂感。创作“宝贝”的时候，正好处于一个很大的转折过程，我想表达出那种人的变化、社会的分裂，给我们精神上的影响。

　　宝贝这个角色对周迅有很大难度，但是她有那种悟性，最后她的表现让我很惊奇。拍《大明宫词》我体会到跟好演员合作的感觉，像归亚蕾，我想要的东西她都能给我，我做导演就觉得太享受了，到了“宝贝”之后，我觉得跟周迅也有那样的交流。

　　我自己的创作跟我告诉周迅的是一样的，就是有感而发。论文化基础，不可能每个领域都研究得那么深，只有自己的感受是最真实的。我最简单了，拍《大明宫词》，我也不懂历史，就抱着书看，看完之后，什么感动我我就把那个东西表达出来，我不会去想“应该”是什么样的。

　　第五代最火的时候我在带孩子呢，没赶上，我不会刻意去想张艺谋和陈凯歌的拍法。我只是感受。

　　我觉得我跟周迅应该算是知己、朋友，她不管是感情生活还是比较纠结的时刻，都会比较在意我的想法。几乎她的每一任男朋友，她必须要我看一下，还像小孩一样，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什么怎么样呀，日子是你过呀。”她就觉得给我看一下踏实。

　　在她这个年龄段，要找适合她的角色，得是青衣，但是不要太大的青衣，这样的角色不会很多，所以她的选择余地不会很多，合适就好了。

　　她还是在坚守她最早对电影的初心，她是演技派，年龄的制约性不强，老太太她也能演，归亚蕾老师，到了晚年戏多好呀，炉火纯青。这些前辈对她都有影响，她一开始跟亚蕾老师拍戏，她能看到未来，不会有青春的危机感。

　　她结婚时，我女儿把她最早画周迅的画送给她，她小时候周迅老带着她玩儿。她画的周迅特别斑斓，不是写实的那种。

　　我不是一个善于送礼物的人，我能送给她的就是电影和角色，让大家都能记得她的角色。有机会我还是想跟她拍电影的，因为这样的合作很难得，尤其是出去多了，就会很珍惜这种关系。我们是因为电影而结缘的，她的人生和我的人生，因为电影而交汇在一起。（文/l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