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谈女性定位：只要能与男性一道工作 没啥可争

　　原标题：女性的角色定位

　　马建红（法学博士）

　　进了腊月，尤其是吃了腊八粥后，人们就开始逐渐进入了“忙年”的状态。以前的农耕时代，十冬腊月属于农闲季节，所谓的“忙年”是相对于“农闲”的忙，虽然男人们杀猪宰羊，也要忙一忙，不过最忙的还是女主人们，缝衣制服，纳底绱鞋，要保证家里大人小孩儿过年那天都有新衣服新鞋袜穿；临近年根儿的时候，还要洒扫庭除，蒸炒煎炸，忙得不亦乐乎。

　　如今以都市生活为主的时代，没有了农耕社会的散漫和悠闲，但“忙”却依然是主题，只是忙的方式和内容有些不同。女人们不再踩缝纫机纳鞋底了，买衣服鞋袜都可以在网上解决，当然，若是逛实体店的话，也还是个体力活儿；过年的吃喝尽可以在超市里一并购齐，洒扫庭除的事，大可以交给专业的家政人员来做；只是孩子们考完试放假了，没人管了，女主人们既要担心他们留在家里的安全问题，又害怕他们贪玩儿荒废了学业，于是接送孩子们去各种特长班就成了忙的一个主题。可以说相夫教子时代的女子，进了腊月后可以一心一意地忙年，而男女平等时代的女性，则是工作忙年两不误，这多少有些不堪重负呢。

　　不过，女人们忙归忙，偶尔还会为忙得不可开交发发牢骚，但要让女人们再回到单纯“主内”的时代，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答应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功能定位是传宗接代，相夫教子，社会地位方面则男尊女卑，公共生活领域基本上没有女人的份儿，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自然也就不会有入仕、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而在道德方面，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却又要高出一大截，得三从四德，要恪守妇道。不自专，不自主，可谓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基本要求。

　　其实，不惟中国传统文化如此，即使是在崇尚自由的美国，女性获得平等对待的路程也很漫长，女性为获得从事法律等职业的资格与权利，可以说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迟至1872年，居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布拉德韦尔（Myra Bradwell）夫人，在向该州最高法院的法官申请执业许可时，遭到断然拒绝。她在申请书上，虽也附上了一份来自下级法院的证明，证明其不仅品行良好，而且经过适当的审查，她已具备了从事律师职业所必要的资格。然而，根据该州的法律，女性是没有资格从事律师执业的，因此，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的“拒绝”是“依法”进行的。当布拉德韦尔将伊利诺伊州起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后，形势也并没有变得对她有利。大法官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观念，认为“男人是，并且应当是女性的保护者和捍卫者。女性惯有的自然和适当的胆怯及敏感，显然不适合诸多公民生活的职业。”“女性的命运和任务，就是完成高尚而亲切的妻子和母亲的职责。”

　　直到布拉德韦尔案一百多年后的198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而就是这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在其毕业后的求职经历却让人沮丧。琳达·赫什曼在《温柔的正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较详细地描述了奥康纳的求职遭遇。当奥康纳看到学校张贴的求职公告后，就打电话与用人单位联系，得到的回答却是“哦，海报没说清楚，我们不招女性”；在与律师事务所联系时，对方明确地告诉她：“我们事务所从来没有招过女律师，我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这样做。我想客户也容忍不了我们招女律师。”作为联邦最高法院迎来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在她入读哈佛大学法学院时，院长就曾向她和班里所有的9名女学生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你该“如何证明自己占据了本该属于男人的席位的合理性”；在其早期的职业生涯中，金斯伯格逐步认识到，法律将女性排除在无数的社会生活之外。正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奥康纳和金斯伯格才在她们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后，通过在一系列案例中的艰难博弈，缓慢地推进了女性在家庭、就业及参与公民生活方面的权利，为这个由两性组成的世界增添了色彩。

　　相比较美国法律变迁的司法进程而言，我国的法律总是以立法的方式进行权利的宣示，因此，单从文本的角度来看，我们早已在诸多领域实现了男女平等，比如除了为保护而规定的例外外，几乎所有的职业均向男女同时开放；男女同工同酬；给予女性经期、孕期、哺乳期“三期”的特殊保护等等。不过在现实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还时隐时现地存在着，女强人、女汉子等称呼的背后，是潜意识里对女性传统角色的礼赞。于是，年根儿的时候，女性自然还会格外的“忙”，这一方面有女性自身更耐心、更细心的生理特质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对女性“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潜在社会要求的回应。其实，在这个社会大家庭中，女性自身的角色定位的期待并不高，只要能与男性一道，共同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能相互包容和温暖即可，有什么可争的呢！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