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应该看看 “糖丸爷爷”是怎样对待疫苗的

　　原标题：你们应该看看 “糖丸爷爷”是怎样对待疫苗的

　　他是协和的老校长。

　　从31岁开始，他努力在中国消灭导致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为此花了40余年时间。他在中国研制出首批脊灰活疫苗，并把疫苗包裹进糖丸中，以便送到农村和偏远地区。

　　疫苗保存有着严格的标准，没有冷链保存技术，顾方舟和同事想方法，将略微带些苦涩的液体疫苗装进糖丸，在广口暖瓶里能保存一个星期，方便赤脚医生上山下乡为村民送药。

　　即使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他依然每年坚持查询各地疫苗使用后的情况。直到2019年1月2日凌晨，病床前的多参数监护仪上，他的心跳减缓，最后趋向直线。

　　他被人们称为“糖丸爷爷”。他说：“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我们奉献了祖孙三代人。”

　　作者 | 江山

　　敌人消失18年后，顾方舟才彻底停止进攻。

　　他从31岁开始，努力在中国消灭导致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为此花了40余年时间。他在中国研制出首批脊灰活疫苗，并把疫苗包裹进糖丸中，以便送到农村和偏远地区。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时，顾方舟曾作为代表在证实报告上签字，但他从来没因此放弃警惕。

　　他研制的糖丸已经被证明可以明显降低小儿麻痹症发病率，去当时的卫生部开会时，顾方舟依然担心活疫苗的有效性，建议引入一针死疫苗。

　　糖丸生产出来17年后，他还专门发表论文指出糖丸疫苗应注意的保存条件，并指出文革期间个别人不严格管理使用疫苗，导致小儿麻痹症仍未能根治。

　　在一次访谈中，年近八旬的顾方舟说：“中国为了维持目前状态，孩子还得要服用疫苗，进行普遍免疫，要在全世界消灭这个病谈何容易，路还很长。”

　　他也准备好了要走很长的路。即使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他依然每年坚持查询各地疫苗使用后的情况。直到2019年1月2日凌晨，病床前的多参数监护仪上，顾方舟的心跳减缓，最后趋向直线。家人放弃了具有伤害性的抢救手术，这位老人在昏睡中辞世。

　　他被人们称为“糖丸爷爷”。他说：“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我们奉献了祖孙三代人。”

　　在上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疫情带来的恐惧是肉眼可见的。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大规模疫情，1680人感染，其中466人死亡。为躲避病毒，7月的暑天，广西南宁家家户户紧闭着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

　　从苏联考察归来的顾方舟，就是在这时开始着手研制疫苗。第一批疫苗试生产出来后，顾方舟拿自己做了试验，确保安全。但要找7周岁以下的儿童试服并不容易，他把疫苗给未满1周岁的大儿子服下，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吃去，这不大仗义”。

　　第一批试验成功后，1960年，当时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决定在云南设立猿猴生物站和医学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所”）。为表明决心，顾方舟举家南迁，带着母亲和妻儿去昆明。

　　输送病毒，温度不能超过4摄氏度。培养病毒，温度必须在35摄氏度以上。有人回忆，虽然昆明四季如春，但生物所“一天有四季”。来了一批做组织培养的血清，全所工作人员必须加班加点把工作做完。顾方舟还在生物所制订出了严苛的规章制度，规定只要疫苗生产检定过程中出现问题，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相关人员都要记过和受惩罚。

　　在工作之外，这个所长没有太多“脾气”。“文革”期间被打倒，去打扫猴舍，顾方舟像平常一样套着白大褂，脚上换了工人常穿的厚底筒靴，里里外外，该打扫的不该打扫的地方都整理一遍。在大儿子顾烈东看来，那时的父亲看着比平时更高兴，在他心里猴子珍贵，“觉得养猴子比跟人斗有意义”。

　　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温和的。只有涉及疫苗时，他才会绷紧起一根弦。在学生唐七义的记忆里，顾方舟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做研究就要做得有意义，不然就不做。不能拿着高昂的经费，去研究毫无关联的东西。”

　　1964年，脊灰活疫苗在全国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期间，生物所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到全国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他们联合当地的检疫站工作人员，对几万户人家的儿童进行粪便和血液的采集、调查。顾方舟会经常打电话询问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试服者的血样、粪便需要采集4次，没有按规范采集的数据，只得重来一遍。

　　顾方舟在生物所的同事龚春梅回忆，一次，一个装有疫苗的大铁罐指示剂不见了，里面大约有几万人份的疫苗，这个标有pH值等指标的指示剂，可以证明疫苗的合格状况。有人推测是指示剂掉进了罐子里。平时一直和和气气的顾方舟十分严肃，下令将这罐疫苗立即销毁，重新生产装罐。

　　疫苗保存有着严格的标准，没有冷链保存技术，顾方舟和同事想方法，将略微带些苦涩的液体疫苗装进糖丸，在广口暖瓶里能保存一个星期，方便赤脚医生上山下乡为村民送药。

　　免疫，在顾方舟眼中，是一场战役。“光有武器，有枪、有炮，怎么打？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战略就不一样。”脊灰活疫苗使用的策略，就是在7~10天内让一个县的适龄儿童口服率达到95%，建立强大的免疫屏障。

　　他曾见识过病毒肆虐的后果。幼年时，顾方舟在海关工作的父亲检查轮船货物时感染黑热病去世。母亲为拉扯4个子女长大，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女助产士。

　　1944年进入北大医学院读书后，18岁的他听着同学考察矿工卫生状况的讲述，决定从临床医学转到公共卫生领域：“当医生一年只能救有限的病人，我们国家这么苦，正缺少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呢。”

　　除了研制脊灰疫苗，顾方舟还和其他专家一起，将乙型肝炎计划免疫推进到婴幼儿计划免疫中。

　　他参与过创立中国免疫学会，也担任过北京市科协主席。80岁时，他还挑起了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主持工作。

　　他工作很忙，女儿顾晓曼童年时对父亲的印象是每天睡觉时都看到他在昏黄的台灯灯光下伏案写材料。因为没有太多时间管孩子，他每隔大约一周时间会就给3个孩子开家长会，每个孩子犯了什么错都要在大圆桌上解释清楚，别的孩子一起听着，有时妻子也会参加。

　　在生活中，顾方舟不计较，吃饭、穿衣都归妻子管。只有书房必须由他亲自打理，不许晚辈乱碰。书桌上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就像实验室里的仪器一样整齐”。

　　在他过世后，儿子发现家里堆放着几大本厚厚的实验报告，都是顾方舟生前用钢笔一笔一画记录下来的。

　　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听闻顾方舟去世的消息后，专门把他之前发表所有论文都翻了出来。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论文，是关于两种不同疫苗方案的免疫效果对比。顾方舟分析了100多个孩子抗体的变化、效价的变化，前后追踪了好几年的时间。

　　“这些事现在一般都会让研究生、博士生做，因为要耗费很大的精力。但他到上世纪80年代还在认真地进行这种数据的评价。”王月丹说。他欣赏老一辈学者那种“讲真问题，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态度，“不像我们今天有些论文，你看着写了三五千字，其实有用的就300个字。”

　　1971年，顾方舟被调回北京，其后担任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尽管行政工作很多，顾方舟每周都要听博士生汇报工作进展。有一次唐七义在做实验，耽搁了去向他汇报工作，顾方舟专门从他的办公楼跑到唐七义做实验的楼，站在无菌实验室外等他出来。

　　“当今的社会很多人们去做加法，无穷在做加法。而我们应当明白，应从顾先生身上看到，凡事贵在专，贵在坚持不懈。真正的人生应当是做减法，甚至是除法。”1月6日的顾方舟追思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评价道。

　　在顾方舟生命的最后时光，生物所现任所长李琦涵去看望他，临走前，顾方舟还伸出极度瘦削的手臂，抓住李琦涵的手，叮嘱他：“这是为了千百万儿童健康的事，你们要用心去做，用一辈子的精力去做。”

　　延伸阅读：别人的“糖丸爷爷”，我的谦谦君子父亲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作者 | 顾晓曼

　　父亲去世以后，朋友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原来你父亲就是糖丸爷爷！”、“从来不知道你父亲竟然如此伟大！”、“认识你这么多年，竟然不知道你父亲是这么一位重量级的科学家！”

　　父亲一生低调谦和，从不抬高和吹嘘自己，他只是发自初心地履行他的使命和他对周总理许下的承诺——让所有中国的孩子们不再受小儿麻痹症的折磨。同样参与了小儿麻痹症疫苗研究工作的妈妈在回忆父亲研制糖丸的过程时说道，“现在回想起来，你爸爸他们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在经过了动物、人体实验后，第一期糖丸推广到全国480万儿童，万一有一个孩子出问题，这将是多大的责任！”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从小爸爸对我宠爱有加，每次出差出国都给我带回礼物，而两个哥哥经常没有份儿。40多年前的中国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爸爸送给我的外国洋娃娃、变速自行车、高级化妆品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也成了我瞭望五光十色世界的小小窗口。曾经有一度，我常常私下抱怨父亲对我的溺爱式教育导致我娇气的性格，后来我逐渐明白，父爱带给我的最大财富是内心充分的安全感和被满足感，它给我力量和自信，让我不为物质所动，不随波逐流，勇敢地做自己，所谓“父爱如山”，长大了才深深体会到。

　　孔子说“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父亲对生命、对患者有着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在科学事业上展现着大智慧，在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面前不顾个人利益和风险，富有担当精神。在生活中，他是我们兄妹三人的慈父，是妈妈的保护者和精神支柱。他的一生做到了仁、智、勇，在我眼里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

　　和很多中国家庭长大的孩子一样，我很不擅长表达对父亲的爱，几乎从没对他说过“我爱你爸爸！”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我在给爸爸的挽联上写下了藏在我心里很久的这句话——“亲爱的爸爸，您永远是我心中的谦谦君子，我爱您！”希望父亲在天堂能听到我的话，我想他一定能听到。

　　“糖丸爷爷”临走前的那句话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作者 | 李琦涵

　　2019年初一场寒流匆匆扫过北方和南方，让沉浸在温暖阳光中的昆明突然变得异常的寒冷。元旦后那个阴霾笼罩下依然黑暗的凌晨，一条短信惊醒了我，“顾老今天凌晨3：35走了。”

　　我好长时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久前，在洒满阳光的协和医院病房里，顾老还和我们一起说到生物所往昔生活、工作。临走前，他还伸出那已经极度瘦削的手臂，紧紧抓住我的手，一字一句地嘱咐我：“这是为了千百万儿童健康的事，你们要用心去做，用一辈子的精力去做。”我当时凝视着顾老满是忧郁的眼神，突然感到一丝悲凉，这分明是顾老满腔的希望，已经从那过去岁月中的奋斗，化作了对后辈的嘱托，一句带着告别意味的嘱托！

　　顾老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儿童健康事业，他那数十年平凡的科研工作、教书育人的生活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吃苦耐劳、敢于奉献的高贵品质——这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众多普通知识分子、学问大家身上都未曾消失过，而更重要的是他为之奉献的事业与中国自1949年以来控制和消灭一种曾经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急性传染病——脊髓灰质炎的过程紧紧相连。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传染病始终伴随并威胁着每一代人，而利用人工干预，尤其是疫苗预防直至控制一种急性传染病。这不仅体现着人类的智慧，更重要的是顾老这样一代人挑战命运的勇气。

　　看到中国今天已经是无脊灰国家——再没有儿童和他们年轻的父母会担忧、恐惧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会让他们不能行走、失去青春欢乐的国土，他们已经充满了无愧于良心的欣慰。而顾老，在悄悄走完蜗居于朝阳公园旁一幢楼房中的耄耋之年的最后一程时，我相信，也是带着这份“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欣慰离去的。

　　他最后的嘱托，对免疫规划所涉及的千百万儿童健康事业的期愿，依然会和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后面的几代人一起，为每一个儿童撑起一片健康的蓝天。

　　从顾老把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引入中国，在经历了60年接近50亿人次的疫苗接种，到野毒株引起的脊髓灰质炎在中国的绝迹，到新一代脊髓灰质炎减毒株灭活疫苗已经成为巩固无脊灰状态的主要产品，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顾老建立的疫苗研究开发、生产制备的平台上，一个系统化、现代化的儿童疫苗研究、生产、使用体系已经形成，一批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智慧去为中国儿童构建更好地未来。然而，我们怎么用心去做，怎么用心去体会每一个儿童的健康需求，不让那些曾经为人性所不忍目睹的伤害再次逼近每一个儿童，真的需要我们一辈子的精力……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