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上海工作30年 称“现在感觉是给自己找罪受”

　　原标题：河阳村返乡者群体样本调查 | 博士返乡记

　　作者/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河阳乡村研究院研究员 张晓星

　　中国乡村正在迎来新一波的“返乡潮”，这其中，有对消费主义都市生活的叛逃，有对“回不去的乡村”的反抗，也有对“新农村”的憧憬。

　　在这股潮流中，千年古村河阳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汇聚点，见证着返乡者的欣喜，也记录着他们新的迷茫。

　　从身体的抵达，到心灵的回归，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一蹴可就的过程。

　　新乡村的重塑人 

　　对于来自安徽的何怡来说，河阳真正吸引她的，并不是“粉墙黛瓦”的明清古建筑群，也不是底蕴悠久的耕读家风，而是答樵路马头墙前挂着的一排排土面、是八士门古街上新开张的一家家店铺、是青石路上孩子们放学后追逐嬉戏的笑声——是这个千年古村落焕发的生机与活力。

　　“我并不觉得这儿是农村，也许是因为它和我老家那些满目萧条、荒凉颓败的村子差别太大了吧”，她说。

　　由于写生的缘故，过去几年何静怡也去了不少被誉为“活着”的古村、古镇，在她眼里，河阳不过是又一个正在“主题公园化”的景区，试图复刻宏村、西塘、乌镇的模式，以现代化的营销和管理，为都市游客提供一个玩乐休闲的去处。

　　这是否就是“新农村”的样子呢？她不确定，不过，“如果我老家也像河阳这样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回到村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店吧。”

　　2015年夏，作为“从全球到村庄”调研小组的一员，我跟随导师赵月枝教授第一次来到河阳。那时缙云县还没有通高铁，一行人在金华乘大巴前往。一路上，我脑海里拼凑着从报章资料里得到的河阳——“烟灶八百、人口三千”、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十五座古祠堂、五座古庙、一千五百多间明清古民居……

　　然而，刚下车，同行的台湾学者便诧异道，“已经到了吗？这里一点不像个村子啊，也不大像个旅游景点”。

　　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是鳞鳞青瓦上冷不丁冒出的一口口卫星电视“锅”，与各种景点设施“争抢”着空间的晾衣杆，石板路上不断窜过的装着雨棚的电瓶车，小巷深处传来的麻将桌上的洗牌声……是一个未被乡土文化产业“景观化”的古村落。

　　无论是何怡，还是台湾学者，面对河阳的感慨与讶异，都映射着人们心中预设的乡村模样与现实景象之间的强烈反差。乡村应该是什么模样？在乡村振兴中，可能最先需要突破的，恰恰是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关于乡村的“应然”观。

　　而“返乡者”，正是新乡村的重塑人。

　　“生活原来如此” 

　　冯洁大学时就喜欢茶艺，茶具摆弄久了，渐渐对相关的文创设计产生了兴趣。毕业之后，她干脆回到河阳，在村口老宅里开了间茶铺。

　　冯洁创立了自己的茶叶品牌，主打“野生老茶树”。这种轻发酵的红茶很快打开了市场，她也被人们称为“红茶西施”，成了缙云青年茶农的一块招牌。

　　说起当年返乡卖茶，她称是“一次冒险”，但绝非一时头脑发热。“我的茶叶主销渠道依靠电商，回到村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了。而在河阳这样一个旅游景区开实体店，也能形成一定的广告效应。”

　　在电商时代，讲好品牌故事是营销关键点。“返乡者”的身份给了冯洁灵感，“把人生交给清茶，把生活还给自己”，成了她品牌传递的核心理念。

　　为了营造“生活原来如此”的氛围，在老宅的“装扮”上，冯洁着实下了一番功夫。青砖黛瓦上随意撒着松果、枯叶；爬满青苔的石头点缀在茶几、书案的角落；猪食槽、牛槽“摇身一变”成了天然的鱼缸；蓑衣、纺车摆在厅堂，让整个空间充满了乡村气息……

　　在河阳，返乡者开办的众多民宿、面馆、画廊、旗袍店，都和冯洁的茶铺一样，在消费主义美学的影响下，搭建起了一整套迎合都市人“体验别样生活”诉求的“后花园”式景观。但另一个直接后果是，也让人们越来越不愿面对乡村里同样真实存在、未经修饰的那一部分。

　　冯洁茶铺隔壁就是一栋墙体开裂了的三层混凝土小楼，斑驳的墙面上写着“危房”两个大字；楼对面10平米的平房里挤住着一家四口，平日里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不远处一位老大爷坐在家门口劈木板，身后昏暗的小屋里黑黢黢的一团……这些场景，也是河阳生活“原来的样子”。

　　对于正在把自己努力打造成“景观”的河阳来说，它们的存在，显得那么突兀，那么格格不入。这样的生活需不需要改善、该如何改善？除了设计者和管理者，也是返乡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返乡不是一种逃离 

　　去年秋天，河阳开始了新一轮招商，缙云县人事局、新建镇政府更是下大力度，提供场地免租、创业补贴、贷款担保贴息等优惠政策，吸引到了不少大学毕业的返乡创客。

　　朱一一和许多95后一样，大学毕业后进入电商行业，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在收到杭州和永康两家淘宝公司的offer之后，因为想要离家近一点，她选择了后者。

　　在永康过了3年家与公司两点一线、每天与Photoshop和After Effects为伴的生活后，她收到发小邀她入伙回河阳开店的短信，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她们两个还有工作，没有办法来村里看店，我呢，应该是想摆脱加班恐惧吧，换种活法”。谈起如今“看心情”上下班的生活，她感叹也许自己是个“异类”，“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奋斗才是关键词吧，像河阳这样的慢节奏，在一般人看来应该是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回村之前，陈婕妤在义乌的万豪酒店工作了两年多了。作为总经理助理，常常四处奔波。热衷于DIY护肤品的她，还利用空余时间考下了美国NAHA国际芳香治疗师。

　　2018年，她萌生了自主创业的念头。最初她返乡的原因，和冯洁如出一辙：相较城市创业，在农村做电商，成本能大大地降低。然而回来两个多月，她却感觉有些“不妙”，生意并不好做。每天坐在自己的小店门口，看着远山云遮雾绕，数着檐头落下的雨滴，日子一天天无声流逝着

　　“我男朋友最近一直批评我，回到村里，把‘上进心’丢了”，她说不清楚这到底算好事呢，还是坏事。

　　这样的“养老心态”，在河阳的返乡者中不是个例。在阶层分化日益显著的社会结构中，普遍的焦虑——物质上被淘汰、价值上被贬低，将人们拉入一场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竞赛。而返乡，绝不是为逃离提供一处“归所”，需要返乡者们重塑返乡生活的时代价值。

　　走得进，也回得来

　　朱淑芬和老伴80年代末离开村子去上海工厂，两人结婚后又在上海近郊养过鸡、鸭、猪，一晃30年年过去了。

　　2016年禁养政策实施，朱淑芬的猪场被清退。熟悉的养殖业没法做了，他们便在莘庄农贸市场租了个店面卖早点。不久，农贸市场整改，他们只得换了一家沿街铺面，租金也从之前的一年几千元，涨到了一个月近万元。

　　起早贪黑、周末无休，高强度的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高房租成本让他们没赚到什么钱。“当时忽然一下子感觉自己老了，拼不动了，还是回村里来吧。”

　　同样是外出从事养殖业，张秀英一家的经历更坎坷。在广东、广西两省辗转的十几年里，他们感受最深的两个词就是“听天由命”和“世事无常”。往往一场天灾过后，几年的辛苦就会付之东流。

　　“好比去年刚赚了几十万，一场台风下来，鱼塘全被冲垮了，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养鸭也是一样，一场禽流感，可能就让你背上几十万的债务”。在养殖业的高风险下，两人陷入赚了又亏、亏完继续借钱，身心俱疲。

　　直到三年前，张秀英的老公在重压下得了半身不遂，两人终于下决心放下一切，回村休养。“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活’过来了。虽然还欠着钱，心里却踏实，有空时还去跳跳广场舞。周围的乡亲知道我们家困难，还时不时送种的菜给我们吃。在外面那么多年，现在感觉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与“乡贤”、“返乡创客”群体不同，河阳村为数众多的普通返乡者的故事最易被人们忽略。然而，不仅仅让城市人走得进，也要让一代代农村人回得来，却是乡村建设忽略不了的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