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面对滔天罪行 死刑是最好的办法吗？

　　原标题：面对滔天罪行，死刑是最好的办法吗？

　　“平庸之恶”是一个已经在中国泛滥的词语，似乎人们遭遇的任何不公都可以套用这个概念加以诠释。然而，“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却绝非简单的“平庸”或“冷漠”“凶残”之类的形容词可以解释。

　　平均一个纳粹只为杀人坐三小时牢

　　《科里尼案件》的篇幅不长，故事情节也很简单：一个名叫科里尼的人杀害了一个名叫汉斯·迈耶的老人，被捕后，科里尼对自己的犯罪行径供认不讳，年轻律师卡斯帕·莱能被指定为这个凶手辩护。现场证据确凿，一切看似都只是走个流程。但莱能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幕后的隐情——被害者汉斯·迈耶在年轻时曾经是一位纳粹军官，并曾下令处决科里尼的父亲。于是，这个凶杀案变成了一次报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究竟是正义的，还是恶的，科里尼究竟是有罪，还是不应受到惩罚，死去的汉斯·迈耶又是否死有余辜，这就是小说《科里尼案件》思考的核心问题。

　　该书的作者席拉赫有着长达25年的律师经历。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他放弃了过度的文学技巧，转而用不带修饰的、富有思辨力的语言讲述着罪与罚之间的概念。在对谈正式开始前，席拉赫为现场的观众朗读了原文中描写尸体解剖的段落，这些部分是由中国作家阿乙挑选出来的，在谈及为什么选择这些片段时，阿乙说在中国很难见到这样精细的写作，“大家朗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词叫‘汇污箱’，我相信所有的亚洲作家都不会写到这个词，只有一个对写作非常追求、非常认真和细致的，以工业化态度来写作的，以工匠态度写作的作家才会把这个词找回来”。

　　而在描写外，席拉赫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罪恶与法律的问题。《科里尼案件》矛盾的主要爆发点设置在法庭上，两位律师互相进行辩论，其中，为死者汉斯·迈耶进行辩护的律师说了一段台词，他表示在二战期间，德军和盟军都有屠杀民众的行径，而且在当时的德国，许多人都杀害过别人，汉斯·迈耶并不比别人更有罪，况且，他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屠杀，他从来不伤害妇女和儿童，所杀害的民众都是二十四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他在战后已经受到了相应的审判，如今，追诉期已过，今天的人们要关注的就是“科里尼案件”，而不是被害者曾经参与过大屠杀。

　　这些冲突都是席拉赫在生活中真实感受到的。他有一个曾担任纳粹军官的祖父（不过这个祖父在他四岁的时候便搬离他处，直到他去世，席拉赫都没有什么太多见面的机会），在这个背景中，他真实地感受到了二战结束后，审判纳粹时所带来的一系列遗留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彰显着法律的无助。“德国在1945年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刑事案件的审判活动。但是比较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员，当时纳粹在战后，战前战后的司法人员没有变，也就是说包括司法官、司法人员都是同一拨人，也就是说同一拨人需要在战后对第三帝国中犯罪的罪行进行清理。就会导致一个现象：很多很多的判决非常的柔和，特别是进行了大量屠杀的罪犯，他们的量刑都不够。据统计，他们监禁的时间，大概每杀一个人坐三个小时的监狱就行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在这样一个法治的国家里，很多罪行都已经失去了追诉的时效，当时联邦法院有一名法官颁布了一个法律，让严重的纳粹罪行由于法律的改变失去了追诉的时效，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很多的联邦议员都认为是不对的。很多的罪行，滔天的罪行，都被柔和化，如果今天来看的话，就像是犯了一个交通违法这种罪行一样。当时联邦议员也没有对法律的改变进行详尽的探讨，直接把这个法律颁布了。所以一旦颁布之后，大部分纳粹的罪行都失去了追诉的时效。”

　　“如果今天说第二种罪责，第一种罪责就是纳粹犯下的罪行，第二罪责就是犯下罪行之后对于罪行没有进行足够的惩罚。”

　　那么，应当判处凶手死刑吗？

　　罪行是存在的，在它发生之后，除了精神层面的忏悔，法律形式的惩罚也极为必要。但后者在今天却面临着很多问题。例如，如何在审判中确保法律本身的公正性，假如按席拉赫所言，忠实履行纳粹德国时期制定的法律，无疑是对人权的践踏；可是当人们要求人权在法律之上的时候，又可能会带来社会的混乱，因为普遍的法律秩序会遭遇破坏。

　　“如果我知道这个法律是不公正的，我是否要去遵循这个法律，这个是很古老的一个问题”，席拉赫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回应说，“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的时候有朋友去搭救他，但被苏格拉底拒绝了，因为在他看来法律的尊严不能被随意践踏。“他说的话当中，有句话是个真理，就是说即便知道这个法律制定得是不公平的，它是错误的，但是只要它被通过了、国家通过了、政府通过了，虽然是非常愚蠢的法律规定，但是每个人必须要遵守，如果大家各行其是不遵守法律，整个社会都会陷入崩溃”。席拉赫也和苏格拉底抱有相同的观点，即法律秩序不能随意被个人破坏。但是，在这个看似严苛冷漠的秩序中，依然留有人性的余地。他又谈及了柏林墙时期“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即使当时的法律规定士兵可以射杀翻越柏林墙的平民，却没有士兵选择开枪。这个自由选择的余地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文学为何拥有普世价值的原因所在。

　　正是因为人性和文明的进步，席拉赫也明确表示自己是个死刑的坚决反对者，无论那个人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也没有任何机构与他人有权利判处他死刑。席拉赫认为，死刑的存在并没有“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一个国家，不会因为执行了一例死刑而比之前变得更好，相似的事情在未来依旧有可能发生。那些重大的罪行背后往往都有非常曲折的故事，我们应该去了解这背后的隐情——“这并不是在给犯人们辩护”，席拉赫解释说，“从情绪的原因出发，也没有任何人要求被害人的家属去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去原谅那些凶手”，但社会却必须用冷静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意识到即使他们犯下罪行，他们也依然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同时，冷静的处理方式也有利于防止罪行重演。

　　在现场，有观众提到了2002年的普方灭门案件。四个失业的、不满21岁的少年因为贫穷闯入了普方的住所，并且杀害了普方及其儿女。当时，四个少年被中国法院宣判死刑。普方的母亲后来抵达中国，亲眼见到了四个少年，要求法院取消死刑，同时为四个少年所在的贫困地区捐款，希望能帮助其他贫困的少年完成教育学业，走出困境，避免同样的惨案再次发生。席拉赫也认为，这个事情中所呈现的力量已经超越了人性，那仿佛是一种神性的光辉。

　　而中国公众在面对罪行的时候，有一个滥用的概念，“平庸之恶”。将恶的定义普遍到日常生活中，并施加在更多的人身上。对于这个观点，席拉赫摇了摇脑袋，并不赞同。“汉娜·阿伦特还说过很多其他的话呢，和这句话的意思也不太一样”，他认为“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根本没有办法在一个概念、一句话语中得到真理似的阐述，甚至一本书，一部小说都难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我能解释清楚什么是恶的话，我就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如何看待狂热的社会情绪？

　　不过，席拉赫所言的法律审判和冷静的社会思考，距离中国还相当遥远。在国内，相应的思想行为会被冠上一个“白莲花”的称号，网络媒体上，大多数群众只是一味地呼吁死刑，或者认为“凶手根本不配当人”，“为什么在给凶手洗白而不去关注被害者的情绪”之类。现场，有观众以之前的江歌案为例，当时有大量的群众表达着根本不需要审判，应该直接送这种人渣去死的观点。席拉赫表示，在推特、脸书等社交网络上其实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即使如此，席拉赫也不赞成用“平庸之恶”之类的概念去归纳这群人。“他们从来都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利用新媒体的技术赚钱，同时把公众给联系起来”。

　　席拉赫说，他曾经和朋友一起做过一个测试。当一个女孩剪了新发型并发送推特之后，她的朋友往往会在下面点赞，或者回复“这个发型真好看”“你真美”之类的话，但是，假如这个推特的读者大多数是陌生人的话，如果第一条回复就是“你看起来就是个蠢货”，那么，接下来的回复很有可能都附和了这个观点——她看起来就是个蠢货。

　　“什么意思呢，我们想通过这个事件说明，在社交媒体中，很多人非常容易用媒体泄私愤，通过平台不断的把自己妖魔化了，然后成为充满仇恨的人。怎么样抵制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席拉赫认为，如今的网络媒体就像以前的美国西部一样，属于法外之地，没有秩序，人们可以不负责任地发泄暴行、侮辱对方，就像西部片里随便拔枪决斗一样，“我的希望就是，数字化的世界要通过法律的整治加以调整，就像美国西部的法治治理一样。这个网络空间的法治会越来越强，使得我们在之后的年份里面，我们在上网、在网络媒体里面能够享受非常周全、完整的法律的保护，就像在现实生活当中一样，我想这个时代会到来，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可能道路曲折一点，也有人可能会反对，但是我想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

　　面对有些人认为“死刑取消会导致量刑过轻”，会让更多人毫无畏惧地去犯罪这个问题，席拉赫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他重申了死刑并不具有“杀鸡给猴看”的作用，而且在案件的背后往往都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动机，一个青少年因为想要证明自己“勇敢”而偷苹果，和一个成年人出于贫穷而偷苹果，或者一个人因为患有偷窃癖而偷苹果，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事情，这需要我们去了解背后的真相。

　　“几百年前我们有一种叫行为犯罪法，什么意思呢，我们真的是按照这个犯罪人所犯罪的实情量刑的，比如说如果偷了苹果就要砍掉手什么的，并没有问你为什么偷苹果，而是事实量刑的。比如说这个偷苹果的人饿得不行了，或者是因为这个偷苹果的人之前他的苹果被人偷了，或者这个人有嗜苹果症等等，一概不问原因。现在按照罪责法，我们想追究他的罪责在哪里，这个是司法发展的一个进步，也是我们欧洲的整个启蒙运动，包括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运动，造成的在司法史上的进步。”

　　“全世界的罪行也是相似的。国家级别的罪行也是如此，这都是为了得到权力。我只是想让大家重新审视这些点，我特别高兴你们要去想——如果在报纸上看到很惨烈的谋杀案，不要马上就说我严重的谴责这个谋杀者，他不值得活在这个世上，不要这样做，其实这个罪行的后面都是有很长很长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的隐情你不知道的。那么我们作为法院来说就要看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