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影响仍延宕 "爆款剧"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从主旋律题材到家庭题材、从社会话题到历史叙事，爆款剧的成功，在兑现美学感染力之外，更实现了跨越媒介与代际的文化穿透力。

　　那些越能够精准把握时代情绪的作品，则越能触发具有穿越性的价值传承与更为广泛范围内创意通融的“爆款”，成为更具历史与审美价值的精品。

　　电视剧《都挺好》收官至今，影响力仍在延宕。在支撑其成为“爆款剧”的特征构成中，除了突出的电视收视率外，还有贯穿整个播出历程的21亿次累计微博话题阅读量、超100余条热搜以及视频网站的数十亿次播放量，形成了对跨媒介传播的广泛覆盖。

　　而大结局之后突然走红的“苏大强表情包”，以及由表情包而引发的“同人创作”知识产权争议，都使之从电视剧本身的关注对象，向其他社会议题蔓延开来，形成了穿透行业壁垒的生命力和参与性。

　　若对近年来的国产电视剧稍加梳理就可以发现， 《都挺好》绝非特例。与苏大强的表情包极为相似的传播事件，至少可以追溯到2017年《人民的名义》热播之时，彼时突然爆红的 “达康书记”表情包，将原本在电视剧“目标受众”之外的“网生代”观众卷入了意义的流通过程；而在《都挺好》播出过程中“苏明成打人”剧情所产生的话题热度，则让人联想到不久前献礼剧 《大江大河》中因“宋运萍下线”引发的“全网大事件”，更激发起了这部“爆款剧”在全年龄、全媒介的广泛影响力。

　　从主旋律题材到家庭题材、从社会话题到历史叙事，这些“爆款剧”的成功，并不依赖粉丝经济或流量IP的增值公式，却都在依靠现实主义创作的独特魅力兑现了其美学感染力之外，在互联网的传播与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了跨越媒介与代际的文化穿透力。

　　“爆款剧”文本中的“易燃品”

　　苏大强与李达康的表情包贯穿戏里戏外、苏明成与宋运萍的命运从荧屏流向网络的过程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存在一种横亘在互联网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文化壁垒；也不应该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过分夸大代际审美之间的天堑。因而，一部“爆款剧”的诞生与实践，必定是一个激发起最大范围与纵深之创意通融的过程。

　　这就是说，一部形成于当下媒介环境中的“爆款剧”，理应是具有穿越媒介的文化影响力的。因而，观众在同样背负原生家庭之恶的盛明兰与苏明玉身上所产生的认同感，就不会以其类型差异有优劣之分；而观众对宋运萍悲剧所倾注的同情与遗憾，也必定会在对苏明成的“讨伐”声中完成能量的守恒。

　　这意味着无论在“大IP剧”还是“现实题材佳作”的背后，在这些“爆款剧”的结构深处，一定有一种更稳定的逻辑动力，将它们聚合在一起。因而，“达康书记”的表情包虽然突如其来，甚至令电视剧创作者都始料未及，但却绝不意味着这些“爆款”的诞生是没有规律可循的。

　　我们也许可以从一个互联网上流传的另类“家庭”名单对这一结构加以理解。在这个被网友评论为“活不过18岁”的“家庭”里，父亲是自私、懦弱的苏大强、母亲是《欢乐颂》中樊胜美重男轻女的妈妈，此外还有苏明成、《欢乐颂》中的“白渣男”与《延禧攻略》的尔晴，等等。这份名单在网上有诸多变体，但其核心部分却一目了然：除了构成它的都是一些在影视剧中负面形象突出的角色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多来自于“爆款剧”，并且其本身往往就是剧中的那个最易燃的“爆点”。

　　这些易燃的角色（或剧情），成为了观众得以审视自我、反思社会与映射时代的关键媒介。这再次提醒我们，形成“爆款剧”的那些元素不是在创作过程中组装起来的，而是在开放的文本中被“触发”的。

　　因此，观众在睚眦必报的魏璎珞中看到自己的内心投射，却在对“白渣男”与尔晴的讨伐声中重新检视充满功利性的现代人际关系。于是，观众们经由对樊胜美与苏明玉母亲的审判，将中国家庭教育中至今犹存的“重男轻女”顽疾凸显了出来，并在群情激昂中，再次经由“苏明成事件”完成了对“家暴”话题的全民讨论。而至于李达康与宋运萍，观众则对闪烁在他们周身的道德光辉倾注了充满感性的认同，因而使这些特质呈现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统一性。

　　可以说，每一个在“爆款剧”文本中被触发了的“爆点”，都成为了具有吸引力的中介与开放的场域，不仅将观众同上述三个维度相联系，并且透过观众的阐释，使创作行为参与了更为具体的现实议程。

　　时代情绪的结构与超越

　　而如果将《都挺好》置于另一观察谱系中，我们可以发现，从《奋斗》（2007）与《蜗居》（2009）到《虎妈猫爸》（2015）与《小别离》（2016），再到《都挺好》中所讨论的核心议题，这些电视剧阶段性地呈现了关于80后一代“拼搏十年”的整体叙事：十年之前，意气风发的青年们踏上社会，却遭遇了窘迫的现实处境。而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艰难地、突破性地解决了购房、结婚和繁衍后代等难题之后，却立马迎来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和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养老问题。

　　这一创作谱系的背后忠实地再现了整个代际在不同时期的连续性的突出焦虑，而遭千夫所指的苏大强，则成为了释放这一最新焦虑的“爆点”，成为了摆在全社会观众面前的，具有突出时代特征的、症候性的“赡养难题”。

　　由此，一部“爆款剧”的实践从两个方面呈现出了规律性：一方面，它是由那些开放文本中“易燃品”的爆炸而产生的话题能量，其背后连接着观众对多个维度话题的高度参与；另一方面，它们的存在本身构成了由时代情绪所谱写的宏大叙事中的重要一环。

　　也就是说，对时代情绪的精准回应，使得一部“爆款剧”的诞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爆款剧”应沦为贩售焦虑的“毒鸡汤”，而是提醒我们，作为与大众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媒介艺术，电视剧理应提供给观众这样一种文本空间：它能够基于其间的人物与叙事，使观众参与对自我身份、社会关系与时代精神的体认，也能在更大的尺度意义上，完成对历史与当下的共同谱写。

　　于是，基于这样的观测尺度，我们不仅能如上文一般回应特定代际或群体的时代情绪，也能使“爆款剧”形成更具生命力的叙事模式。因此，《平凡的世界》中的农村现代化、《大江大河》中小城镇改革与《大浦东》中的都市创业传奇也能在相同意义上形成连贯的叙事史诗与更具力量的时代强音。而那些越能够精准把握时代情绪的作品，则越能触发具有穿越性的价值传承与更为广泛范围内创意通融的“爆款”，成为更具历史与审美价值的精品。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