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弑母的北大学子吴谢宇：“学神”与恶的距离

　　原标题：“北大学生涉嫌弑母案”：“学神”与恶的距离 | 沸腾

　　多关注孩子在成绩等外在表现下的“另一面”，多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增强其自我情感调适能力，很多时候，人格健全度比成绩更重要。

　　文 | 佘宗明

　　在《白夜行》里，东野圭吾设置了一个二元结构：一边是罪，一边是爱；一边是黑，一边是白；一边是正，一边是邪；一边是显，一边是隐。这二元结构可能是“人格两面”，也可能是前后半生境遇。

　　3年前轰动一时的“北大学子弑母案”，或许就呈现了这样的二元结构。

　　该案最新消息是：嫌疑人吴谢宇被抓了。据新京报报道，吴谢宇于4月21日在重庆江北机场乘机时被抓，身上带了30多张身份证，而三年多来，他都在国内活动。

　　吴谢宇的被抓，将这起堪称惊悚片的案件案情重新带入公众视线，也在网上引发热议。

　　吴谢宇仍是嫌疑人而非罪犯

　　随着嫌疑人吴谢宇被抓，很多人既为他顶着悬赏通告待在国内、挟“嫌犯”之身却敢乘机出行的“猖獗”而讶异，也生出感喟：有些“债”到了该还之时。

　　不得不提醒：就目前来说，吴谢宇仍是嫌疑人，而非罪犯。在法院判决其有罪之前，“有罪推定”都有失妥当。

　　就算所有证据都指向了是他作案，在犯罪动机查明前，我们也不宜过度发挥，将其上升到某个群体或机制层面的问题。毕竟，杀人通常跟其个人生活背景与情境有关，也有具体事件由头作为刺激触点。在该案中，吴谢宇是否就是弑母者，如果是，他为什么弑母……这些疑问，都有待警方披露和权威信源交代。

　　但无论是警方侦查的结果，还是媒体已披露出的多方说辞，抑或是吴谢宇买了30多张身份证逃亡，都很难让吴谢宇和其母亲的厄运“拆解”。

　　所以，在节制表述、尊重司法的基础上，沿着既定事实去提炼“反思意义”、“警醒价值”，是打开该案的正确姿势。

　　“高材生+ 弑亲”的背后

　　复盘该案，“不可思议”大概是很多人的基本观感：2016年2月14日，情人节也是年初七，福州警方发现，福州 一 老师谢天琴被人杀死在教职工宿舍内。经警方侦查，其现已潜逃的22岁的儿子吴谢宇，有重大作案嫌疑。

　　而吴谢宇的“学神”身份，又与之形成了某种奇闻般的张力：他是国内顶尖学府经济学院的学生，他在校期间成绩优异，曾屡获奖学金，包括大一获校“三好学生”荣誉称号，之前还准备出国留学；而上大学前，他中考还是福州一中最高分，之后在北大自主招生中成绩也名列前茅。

　　据新京报报道，吴谢宇在校外英语培训机构学习GRE，获得极高分数，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称，“他这个成绩，排名全球前5%”，他几乎是一点就通。

　　通常而言，学霸的智商低不了，而吴谢宇的高智商，让人印象深刻的还在网传的作案手段与逃亡上：吴谢宇母亲尸体在事发几个月后才被发现，邻居和同事都以为她跟儿子去了美国。据新京报报道，福州警方消息人士透露，犯罪嫌疑人吴谢宇作案后封死了教职工宿舍，在缝隙中放入活性炭吸臭，还在房间内安装了监控，并连接了电脑；他“在弑母后还用母亲的名义贷款”……这些都让人细思极恐。

　　如果这些都属实，那未免令人惊愕：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还没来得及好好反哺，竟举刀向至亲，这确实是“常情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在“知乎”上的“如何看待北大学生吴谢宇涉嫌杀母事件”的帖子下面，有自称是吴谢宇高中同届同学的网民称，他认识的吴谢宇是他最后一个能想到的会犯罪的人，生活中接触的人几乎没有不喜欢吴的，吴脾气很好，高中三年几乎没有对人生过气，对别人吼叫，同学有问题问他，他总能耐心答疑解惑。

　　这若能得以确证，那这个现实中人设就是“好学生”“乖乖仔”的人，走上了弑母之路，会有些突兀。

　　但奇怪之中，总有些不奇怪的东西，驱使个人走向命运歧途。而“不奇怪的东西”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格健全度和心理健康问题。它跟智商、成绩无关，有时跟情商培育有些关系。

　　在这起北大学生涉嫌杀母之前，早前也曾有过高材生杀父母的案例发生，如澳洲华裔高材生弑母、留美博士杀亲事件。

　　这些以“高材生+杀至亲”为关键词的事件中，当事人基本上都是成绩极好，但都有些性格缺陷，受挫和抗压能力极差，有的还有心理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以“看成绩不看其他”为轴的家人、社会评价体系中，他们的学习好，轻易地掩盖了他们性格上的问题；而顺境烘托和“榜样”等光环，又会加剧他们对顺逆境的情绪反馈系统的失衡。

　　人格健全度比成绩更重要

　　从澳洲华裔高材生弑母、留美博士杀亲等案件看，作案者都生活在被寄予了“高期望”的环境中。

　　都说“望子成龙”，他们的周边人也都希望他们成“龙”，但对“龙”的定义多是进名校、找到好工作、当人生赢家，而非以人格健全、心理健康为评价的主要立足点。

　　到头来，他们走向自杀或杀人之路，就是因“成绩好”堆高了自我预期，而家人朋友则不断给这种“要比别人更成功”的观念加砝码。像澳洲华裔高材生弑母事件中，当事人就是被母亲要求事事都只能成功。

　　这些背负了“成功期望”重压的人，一旦在生活、感情中客串了下Loser，优越感被“出来不如人”的现实击溃，自然更容易跌到深渊。而抑郁和嫉恨，就是其境遇好坏转折失去缓冲的衍生精神病症。

　　郁结久积于心，也就有了转向发泄的潜在需求；而亲人和身边人，又因在亲缘关系的庇护下失去感情折冲的空间，附在代沟、隔阂上的冲突概率也较高，也更容易成为被伤害的对象。

　　犯罪心理学中有个“情绪障碍理论”，认为犯罪行为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愿望与欲求的表现”。而很多杀亲的高材生，通常就是被过度满足和严重未被满足的综合体。

　　一方面，智力水平等保障了他们在学习领域能得到各种赞誉和激励，实现情感满足；另一方面，他们的心理状况总被忽视，心声表达诉求总被湮没，这让他们觉得精神层面压抑，得不到满足。这也造就了他们的“AB面”——A面是光鲜的高材生，B面是心理扭曲者。

　　本质上，所有悲剧都首先是性格悲剧，而性格悲剧又连着教育悲剧。

　　这并不是针对该案，而是由既往的“高材生杀亲”之类极端个案提炼的共性特征。而这样的共性特征对社会各方包括家长也是提醒：多关注孩子在成绩等外在表现下的“另一面”，多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增强其自我情感调适能力，很多时候，人格健全度也成绩更重要。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