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奋斗的悖论：为了长远目标牺牲当下满足或是错的

　　来源：利维坦公众号

New Years End来自利维坦00：0004：19

　　利维坦按：2012年发表于《健康事务》期刊上的研究报告显示，没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女性，其寿命要比上一代没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女性少5岁；而现在没有高中文凭的白人男性也比18年前没拿到高中文凭的白人男性少活3年。也就是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寿命差距已经拉开了。有钱的精英阶层正忙着如何让自己永生，比如俄罗斯媒体大亨德米特里·伊茨科夫的2045 initiative计划，而穷人只能为了一口饱饭在底层挣扎。

　　所以，穷人为了摆脱贫穷的生活，势必在他们所要达成的奋斗目标的路上付出更多：没有家世背景，没有社会资源，一切只能靠自己。而这些日积月累的精神压力，正在使得他们快速老去——这不是比喻意义上的措辞，而是真正生理上的衰老。因为贫穷本身就是压力的来源，一个人努力维持日常开支，食物、住处、医保、交通——而长期的失眠和焦虑，会提高血液中的一种应激激素，即皮质醇的水平。这已让穷人更易受到一连串伤害，包括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心脏病这种危及生命的疾病。

　　文/James Hamblin

　　译/Frocazy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15/07/the-health-cost-of-upward-mobility/398486/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Frocazy在利维坦发布

　　人们告诫我说，为了长远目标有必要牺牲当下的满足。这些人或许是对的。心理学家把这叫做“自我调节”或“自我控制”。再加上“尽责性”，这两点至少可以用来合理地预判一个年轻人将来能否成功。自控力差的人更可能被命运牵着鼻子走。

　　最恶劣条件下，那些最克制最坚韧的人最有可能战胜困境。贫穷，烂学校，不良社区好像都不是事儿，无论学术场还是职场，他们总能成就非凡，除了一点：这些孩子正在成功路上迅速衰老。西北大学和乔治亚大学本周发布研究报告说，这些孩子的细胞明显未老先衰（根据基因甲基化），并伴随其他身体不良反应。

　　（bmcbiol.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915-015-0118-4）

“约翰·亨利现象”：那些以目标为导向热衷成功的人日以继夜奋斗，最终暴毙身亡。图源：Tes

　　然而，对本身就拥有优越条件的高成就人士来说，身体状态恰好相反，成功和健康手可以手拉手齐头并进。心理学上有一种“约翰·亨利现象”（John Henryism），专门形容那些以目标为导向热衷成功的人日以继夜奋斗，他们缺乏必要的支持与资源，最后竟劳碌致死，或至少向死劳碌，就像那个伟岸的19世纪民间传奇人物约翰·亨利，传说他徒手用锤子和蒸汽动力的钻头比赛谁打火车道钉多，结果他赢了，但随后就死于动脉瘤发作。一些健康学研究者对“约翰·亨利现象”深表同情，其中就有乔治·米勒（Gregory Miller），西北大学心理学和医学社会学教授，正是本周调查报告的主持人。

　　自我控制，或自我控制而来的成功，似乎需要健康付出代价。

　　米勒和同事们在过去几年中研究了压力与生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自我控制如何将压力介入生理健康。有些人步步高升，完成了简直对他们来说不可能的伟绩，这些成就对他们身体有什么影响？该团队在星期一公布的研究成果中描绘了这种跃层成就将如何有损健康。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米勒和余天一（Tianyi Yu），埃迪丝·陈（Edith Chen），吉英·布洛迪（Gene Brody）从以往研究中构建出自己的研究主体，并指出，与那些冲动的（没有上进心的，也就是说，更少能够往社会上层攀升）人相比，自制力好的人血压更高，体脂更多，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更高。

　　（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5/07/08/1505063112.abstract）

　　“我们讨论的孩子家里都需要各种政府援助，往往是高中甚至以下学历的单亲家庭，” 米勒解释说，“这些孩子，虽然出身非常非常艰苦，却仍然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过，他们才二十出头，身体部分细胞看起来已经比实际年龄衰老得太多。”

　　这种现象涉及到一种观点，即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影响到身体的各项进程，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引发或催化许多疾病。最近的一个案例比较广为人知，研究对象是496名居住在乔治亚州乡村的非裔美国青少年，他们大部分来自劳工阶层，人生可以说始于一连串不幸——种族，地域，阶层——按照传统学术标准来说，在人口统计意义上表现得差于其他州孩子；身体和心理健康存在更多问题；更频繁地接触青少年司法体系。

　　但是在这个群体中，却存在着一小拨另类的孩子，研究者称他们“不惧困难，在学校表现出色，心态积极向上，从不作奸犯科，也不胡乱嗑药”。“这一小拨儿孩子的存在，让所有人都为之兴奋不已，”米勒说，“他们拿了一手烂牌，却打得非常精彩，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是什么心态促使他们成功，而形成这样的心态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作为一名心理学家，米勒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然而兴奋之情并没有让他们忘记，在他们所设想的研究环境中，这些艰难困苦都是不应该存在的，现实状况与理想的实验环境相去甚远，但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是身体健康的心理调节机制，又不能（像理科实验一样）用实验室直接创造出实验环境。

　　同时，弱势群里中那些不另类的、没有超强责任心的人最后并没有成为承受高压的“成功人士”，所以他们的身体也没有受到不良影响。很显然，他们不会因为上进心而身体受损。“我们发现，”米勒说，“自我控制，或者说自我控制所带来的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

图源：Whole Human PLLC

　　事情进展不如意，只会使我更加用功。

　　我总觉得我可以把生活过成我想要的样子。

　　这两条陈述和其他一些表达可以被用来诊断约翰·亨利现象，根据JHAC-12标准（John Henry Active Coping scale），从人数规模来看，至少在弱势群体当中是这样。一位当今著名的社会流行病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卡莱罗纳州教堂山分校正研究着公共政策学，他开始想弄明白，为什么北卡莱罗纳州的黑人更容易患心脏病和中风，这种比率非常反常。他的名字叫舍曼·詹姆斯（Sherman James），他选择的着眼点是“约翰·亨利现象”，这是指非裔美国人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时，态度坚决、渴望成功，“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还要在身后留下一些东西。”

　　舍曼激发了研究者长达十几年关于阶层跃升所需健康成本与相应社会经济收益之间的比较热情。执教42年后（目前是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埃默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职教授），他很高兴下一代的科学家正重新拾起这个概念，开始阐述这些健康问题背后的生理学原理，继续研究他当初作为一名学生观察到的现象。

　　“一些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健康代价，这是公共政策造成的，”詹姆斯告诉我，“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个案例都体现出来了。有些年轻人在攀登并不是那么陡峭的山峰。有钱的白人甚至根本就不必登山。”

　　老化加速与自我控制的函数关系

图源：米勒等，美国科学院院报/大西洋月刊

　　对詹姆斯来说，这里面体现出来的种族和阶层不平等是影响巨大的。这反映出我们的文化把不同的价值强加在外貌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身上，并称之为“种族”。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期发现，从事高水平工作的人群中，黑人和白人睡眠时长上悬殊最严重。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对白人来说能够促进睡眠，而对黑人正相反，有害于睡眠。研究人员在去年的《纽约时报》中写道：“睡眠问题在美国非裔高管之间普遍存在，部分原因在于缺乏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的社会关系、职场歧视和小冲突、高度职业道德所引发的过度警觉，或邻里、家庭关系紧张。”

　　在米勒所研究的细胞衰老和自制之间的关系里，反面观点也是有可能存在的——细胞衰老和身体不健康有可能增强了自制力，而不是自制力导致细胞衰老和身体不健康。虽然米勒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即使你的收入或教育水平只提升了一点，你的衰老速度会变慢，身体也变得更健康。这种反面观点只适用于出身优越的孩子，他们的自制力使身体各方面都变得健康。只有在弱势群体中才存在这样的悖论：自制力让孩子在行为规范、教育和心理方面都能获得好处，却唯独牺牲了健康。

　　压力来自哪里？各种各样的假说大体上都归结到生理压力（physiology of stress）上。

　　一种假说认为，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爬上梯子就需要付路费。成功道重任远。如果你来自属于弱势方的阶层/种族/地域，你就得克服更多障碍。很可能你读书的学校缺资金，缺师资；你来自一个小镇，这里资源和机会都很贫乏；你父母正挣扎在温饱线上；你没有富家子弟的家教和课余资源。所以说，抵达同一个地方——譬如说大学毕业——你需要努力更多，应付出更多。“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是，”米勒说，“人们觉得环境极端不公平才是问题，而不是自控力。”

　　当你和那些孩子聊天时，你会发现他们极其热情而专注，有时候继续谈下去，你会发现好像进入某种类似学校里的竞争状态，随后，竞争愈演愈烈，这些孩子加倍地专注，坚持不懈，个个渴望取胜。他们这么做完全不考虑社交生活怎么样，身体有没有得到锻炼，吃得好不好。他们如此专注于自己定义的成功，忽视了一些对那些日子过得好的孩子们来说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另外还有别的研究成果表明，朝着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也是要付出成本的，”米勒说道，“那些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全身心投入的人往往要承受损害健康的风险，我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

　　另一种假说认为，成为一个群体的“另类”本身就是压力的主要来源。除了应对种族歧视和排斥以外，在职场要应对激烈的竞争，回到家还要适应大家庭生活，这两种场合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必须遵守不同的规范，迎合不同的期望。他们不仅要承受本群体的歧视与排斥，还要承受其他高成就群体的歧视与排斥，压力之大无以言表。

　　“虽然这当中还涌现出一些新奇的发现，但大方向已经基本确定了，”米勒说，“这使我们能够理解其他研究者所观察到的现象，然后把这些都糅合在一起，渐渐就能勾勒出一个故事。”故事核心在于一种归属感。“我们发现，如果在研究时只关注那些最弱势的孩子，就会看到那些最健康的、血压、肥胖和细胞衰老方面最没有问题的孩子，往往在学校表现不好，而且不时因为攻击行为或药物滥用而触犯法律。” 米勒说。

　　这意味着，在最弱势的群体中你必须在拥有一个好身体和做一个好学生之间取舍，两者不可兼得。所以，即便考虑到贫困和教育缺乏也是健康的风险因素，这些随大流的孩子仍然是最健康的。这或许提示我们“永远不要当一个另类”，但这样的提示是没有意义的。

　　“我真心觉得自我控制这种设定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甚至有点问题，”詹姆斯说，“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自制力是有益的，所以要表达‘在某些情形下并不是有益的’这个观点时，需要用委婉的言辞。自制力并没有错，错的是那些极端不公平的环境。”

　　詹姆斯还是一个学生时，就渴望了解这些心脏病背后的原理，而通过这次研究，像米勒教授这样的学者正一步一步揭开它的面纱。“受害者都是殚精竭虑想要成功的年轻人。”詹姆斯说道，语气中透着发自肺腑的担忧，一如他在多年前撰写的论文中所表露出来的那样。“这就是我感谢米勒教授的原因，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病。我们口中的这些年轻人，好不容易能有机会追求梦想，却不得不付出健康的代价。所以这样的研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