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次年出生数不升反降 专家吁补贴鼓励生育

　　原标题：[深度]“全面二孩”次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 专家吁财政补贴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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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数量比2016年减少了63万。随着这一消息的发布，诸多学者再次发声，称人口形势已经越来越严峻。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整整63万。“这一数据比国家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整整300万，”人口统计学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指出，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国家卫计委此前预测，国家卫计委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

　　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的人口呈现这样的局面：少子化加快、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萎缩。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2.43‰ ，相比前一年下降了0.52‰；而出生规模也在下降，2017年比2016年少出生了63万人；此外，根据计算，2016年的生育率在1.24，而2017年为1.2。

　　与之相对的则是老年人口的上升。根据数据，2017年，全国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60周岁以上人口和65周岁以上人口都比上年增加了0.6个百分点。

　　此外，作为经济主力人口，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在持续降低，2016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074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6%；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为9019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9%。

　　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对于统计局的数据，黄文政认为，出生人口下降比预料的来得更早，也更加迅猛。他早前曾预判，2017年出生人口将有望超过1800万达到高峰，但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后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出生人口将在2018年进入雪崩状态，之后十年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萎缩。

　　“我可以判断，2018年出生人口只会更少。”黄文政说。

　　他进一步分析，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两点原因。首先是堆积生育已被释放，此前一些有强烈生育意愿的“70后”“80后”由于生育限制不能生育，而随着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已完成备孕、怀孕到生育的过程。“我们的判断是2017年出生人口将达到顶峰，但现在看也是高估了，堆积高峰已经过去了。”其次，育龄妇女的数量下降则加剧了出生人口的锐减。根据人口学者预测，从2015年开始，活跃育龄妇女数量将呈现断崖式下降，到2025年，20至29岁活跃育龄妇女比2015年减少40%。“这直接拉低了一孩出生人口的数量”，黄文政说。

　　育龄妇女的减少从结婚登记人数的减少也可以得到佐证。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1306.7万对，比上年减少了2.98%；2015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1224.7万对，比上年下降6.3%； 2016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1132.88万对，环比下降了7.5%。

　　1月18日，国家卫计委指导司负责人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变动进行时回应称，尽管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但仍保持较高规模，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从孩次结构看，二孩出生占比进一步提高，达到51%，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一孩出生占比42%，下降5个百分点，“人口发展态势总体良好”。

　　然而，业内仍担忧，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会带来诸多弊端。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就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这一主题做过相应研究。他和他的团队发现，人口增长率过快下滑，人口结构过快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规模萎缩和老年化，由此形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并使中国经济产生排浪式下行波动。人口变化影响了劳动力供应、消费、投资等多方面，再加上人口迁移中的梗阻，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

　　周天勇对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在人口因战争、饥荒、瘟疫、政府干预等波动剧烈的情况下，20年前人口增长是上行的，就推动20年后经济增长上行，反之导致经济下行。

　　“这是因为人口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其数量的多少直接增加或减少劳动力供给；然后他们开始结婚生子、买房或者租房，扩大消费，还进行创业和创新等等。他们进入经济主力人口。这批人口的数量对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重大的影响。”周天勇去年5月22日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人口形势与经济发展研讨会”上解释说。

　　在早前的讨论中，不少人口学者强调“人口红利”（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以鼓励生育。

　　但在黄文政看来，人口萎缩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只在劳动力减少的影响，还在于需求萎缩带来的影响。“以东北为例，人口锐减，老龄化加剧，社会有活力的一部分萎缩，所以导致了整个社会需求减少，年轻人没有空间可以创新，大量外流。” 黄文政强调：“并不是人口越少工作机会越多，反而随着年轻人口乃至总人口的萎缩，不仅工作机会会快速减少，人口中那些更适应新的技术和经变化的比例也会快速下降，导致更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失衡。这一方面表现未部分行业，尤其是新兴行业和看护方面的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可能更多传统行业劳动力过剩，而创新和创业的活力也将大打折扣。这些对我国经济的提升都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苏剑也和黄文政持相同观点，在一次公开讨论中，苏剑表示，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由于人口因素导致需求萎缩引起的，需求萎缩才导致产能过剩，“相比对孩子的消费投入，老年人要俭省许多。”

　　此前，曾有一种说法称“技术的进步可以替代劳动力”，因此不用担心劳动人口的锐减。对此，苏剑和黄文政都提出了反对意见。

　　苏剑表示，当前从宏观层面来看，技术进步是扩大劳动需求的，而并非降低。“现在理解科技进步，把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给混为一谈了。工艺创新是促进供给的，产品创新是扩大需求的，比如说新产品，电脑、手机，它们的出现扩大了需求，从而拉动了就业；而工艺创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是降低劳动力需求的。总体来看，每一次科技革命，其实最终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新的消费品，大量的产品创新，这是扩大劳动需求的。”

　　黄文政则强调，越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和产品市场的需求，就越是不可忽视人口规模。“人工智能领域，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可以竞争，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多，市场需求也呈多样性，对科技的创新和发展十分有利。”

　　但当前青年劳动人口的减少被认为减少了创新人才总量，而作为社会消费的主体，这一群体比重的下降，也被认为降低了社会的消费能力。

　　而这一群体在未来被认为将继续呈减少趋势。早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统计室主任王广州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做的测算表明，中国18到44岁青年人口2017年为5.48亿，2022年将降低到5.18亿，五年间减少3000多万人。18到35岁年龄段青年人口同样呈减少趋势，从2017年的3.66亿将减少到2022年的3.44亿，共减少2200多万人。

　　在国家统计局发出数据的当天，周天勇、黄文政就发出呼吁，希望国家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政府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按孩子数量抵税或者基于直接补贴。

　　黄文政认为，在养老社会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在社会道义上也是公平的。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接受免费的公立义务教育，相当于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的社保等税金，则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

　　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黄文政指出，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政府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来支持社会养老体系。因此，公平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

　　“当前中国的财政能力完全有可能承受这种养育扶助，”黄文政指出，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个人所得税只占公共财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税的方式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对国家财政影响非常有限。而这一做法在日本也有所成效，他引用了1月9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日本小镇Nagicho在推出生育补贴等鼓励生育措施后，生育率从1.4提高到2.8。

　　基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黄文政表示，可以尝试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者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当前补贴生育财政上还可以尝试”，黄文政表示，这一时机不可再错过，一旦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东北养老金穿底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老龄化的加剧，这一场景可能扩散至全国。”

　　除了政府财政方面的补贴外，长期以来，黄文政还强调政府举办托儿、幼儿事业以降低和消除生育要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这一点国家层面也显然有所意识到，国家卫计委指导司负责人也表示，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主要是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等等。

　　周天勇也表示，养老保障尽快集中统一到中央征收管理，划转国有资产和收益补充养老金，并且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可能要拿出来划转为养老金，“尽快研究设计国家、家庭、个人、资产等因组合的养老金来源模式，防止出现因养老金巨额缺口，造成对财政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