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寻被拐儿子13年 花费数百万还欠下40万外债

　　原标题：电影《亲爱的》原型家长们的寻子十年

　　2018年1月4日凌晨1时，41岁的申军良喝了近一斤白酒后，蜷缩在宾馆的床上，睡不着。他从衣兜里掏出手机，和举报人在微信上聊着。

　　这天，离他儿子申聪被拐卖已经整13年。在2018年的第一天，他和十多位家长从各地来到广东的一个县城，寻找他们被拐卖至此的孩子。

　　因为前3天没有太多进展，申军良和十多位家长很郁闷，喝起了酒。席间，申军良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范围已经缩小到紫金县了，大家努力，一定要找到孩子。”

　　说完这句，家长们都站起来，伸直胳膊，“哐”地一下碰杯，再一饮而尽。

　　酒后，家长们各自回到宾馆，一个标间住4人，两人挤一张床。

　　他们基本都是寻子十年左右的家长。时间最长的是申军良，有13年。

　　在紫金县，他们前后搜寻到40多名疑似被拐卖孩子的信息提供给警方。

　　他们希望，被拐多年的孩子就在其中。

　　▲1月2日晚上8时，电影《亲爱的》原型家长孙海洋在紫金广场发放传单，他已寻子十年。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1岁男婴被人贩子抢走

　　1月4日中午12时左右，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蓝塘镇某中学往西约100米，申军良蹲在一处围墙边，从斜45°方向，目不转睛盯着20米外的一间两层楼房。

　　楼房一楼大门开着，申军良看到一名老人和一名约13岁的男孩正在吃饭。从申军良的角度只能看到男孩的侧面。

　　观察了五六分钟，申军良指着那个男孩，连说了四次“很像”。

　　他手里的寻人启事写着：申聪，男，2003年12月7日出生，2005年1月4日被拐卖到紫金县。左眼大眼角处有一个孔；左脚大拇指上有一个青色胎记。

　　寻人启事上的申聪，身穿黄色马甲，坐在白色玩具车上，微笑。“那是申聪一周岁的生日照。”申军良说，这是他印象中孩子的最后影像。

　　▲1月3日下午，申军良等寻子家长来到紫金县蓝塘镇，刚到镇上，他们拿出寻人启事贴在街道旁的电线杆上。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2004年9月，申军良跳槽到广东省增城市（现广州市增城区）一家玩具厂任管理岗位。在当时周围人月薪只有500元左右时，他的工资有5000多元。

　　当年，他租住在增城石滩镇沙庄的出租屋里，月租200元。随后将妻子于晓莉和未满周岁的申聪从河南周口老家接到增城。按照他的计划，在攒够买房的钱之前，先暂住在这里。

　　申军良记得，整栋房子在当时属于新楼，共四层，整个楼层南北对开，有10个房间。“三楼十个房间，我们住305，只有310号房没有住人。在我们入住两个月后，斜对面的308号房才有人住，是一对贵州籍的夫妇。”

　　“他们只住了一个月，就抢走了申聪。”申军良说，2016年人贩子落网后，他才知道这对夫妻的姓名——周容平、陈寿碧。

　　申聪被抢走那天，申军良不在家，但那天发生的事他仍记得清楚。

　　2005年1月4日是周二，申军良照常去公司上班。妻子在家照顾申聪。当天上午10时40分左右，申聪在卧室睡觉时，被人闯进房间抱走。

　　“于晓莉看到了人影。”申军良说，当妻子从厨房走向儿子卧室时，突然有人从后面抱住了她，在她眼睛和嘴上涂了“药”，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于晓莉说，当时她双手被反绑，头上被套上塑料袋。控制她的人也很快离开，她被锁在厨房内，“只听见申聪‘啊’地叫了一声，之前再没听到孩子的声音。”

　　几分钟后，于晓莉挣脱出来，发现申聪不见了，冲到屋外也找不着，于是报警。

　　2016年3月至6月，涉案嫌疑人张维平、周容平、陈寿碧、杨朝平、刘正洪先后落网。这5人均是贵州遵义市绥阳县清溪村人，周容平是张维平的表弟。

　　1971年出生的张维平，于1999年和2010年，因拐卖儿童罪两次被判刑。

　　张维平向警方供述说，当时，周容平、陈寿碧夫妇在楼下把风和接应，杨朝平、刘正洪携带透明胶、辣椒水等工具，闯进申军良的出租屋，将于晓莉捆绑、控制，强行抱走申聪，交由周容平、陈寿碧藏匿。此后，周容平将孩子交给张维平贩卖。

　　2017年11月2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在广州市开庭审理。

　　申军良在庭上多次向张维平追问“孩子被拐去哪儿了？”张维平只记得把申聪卖到了广东河源市紫金县。他还首次透露一共有8名儿童被拐卖到了紫金县。

　　2018年1月1日，申军良和另外4名被拐卖儿童的家长，抵达紫金县。

▲申军良随身携带的寻人启事。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电影原型家长寻子十年到帮人寻子

　　这是申军良第二次来紫金县。他一次性向宾馆支付了5天的住宿费。

　　紫金县位于广东的东中部，地处河源市和惠州市的交界处，人口80多万。

　　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从广东警方获悉，张维平当年将申聪卖到了紫金县，在永安大道与保安路交界附近的一家宾馆完成交易。

　　申军良所住的宾馆，距离当年申聪被卖的宾馆，相距约5公里。

　　他第一次来紫金县也是住这个宾馆，当时住了5个月。他说，他在2017年6月从警方处得知，申聪可能被张维平拐卖到了紫金县。

　　在紫金县的5个月，申军良走遍县城里的每个学校，蹲守在每个广场，掐准人流大的地段发放寻人启事。但始终没有申聪的消息。

　　寻子这13年，申军良走了大半个中国，脚步遍及乡镇村落。每到一个地方，他首先就是打印寻人启事发放。乡镇上的电线杆、村里的房屋墙壁，甚至是鲜有人居住的偏僻地，他也会在路边的树干贴上寻人启事，“这些年光寻人启事就贴了近一百万份。”

　　当年他第一个去找的地方是广东东莞，距紫金县只有200多公里。“找了那么多年，又转了回来。”他说。

　　寻子路上，申军良结识了十多个寻子家庭，包括湖北人孙海洋。“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中，张译扮演的富商韩德忠原型就是孙海洋。

　　2007年10月1日，孙海洋盘下深圳白石洲一个包子店，重操旧业。当年10月9日晚7时左右，3岁多的儿子孙卓在孙海洋太累打个盹时被拐走。

　　孙卓被拐后，孙海洋几天内印发了几万张寻人启事。他把包子店的招牌拆了，重做了一个“悬赏20万寻儿子”的招牌。

　　在《亲爱的》电影的片尾，孙海洋留下了电话号码，希望有更多人关注和帮助他找到儿子。

　　和电影中的张译不一样，时隔10年，他没有“找不动”儿子，他还在继续寻子和帮人寻子。

　　从张维平等人落网到受审，孙海洋也一直关注着案情进展，以及张维平透露出来的孩子下落。孙海洋说，他怀疑自己的孩子也是被张维平团伙拐卖到紫金县。

▲寻子家长张贴寻人启事。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因此当申军良等人1月1日赴紫金县之时，张维平也带着其他十多名寻子家长赶到紫金县。

　　他们都希望紫金县是寻子的最后一站。

　　当晚，申军良、孙海洋等家长商量接下来的寻子行动。他们决定，从1月2日开始，根据当地学校放学的时间，家长们分批蹲守在校外发放寻人启事。此外，还要在街道的电线杆上张贴悬赏公告，路过一些商店时，也要将寻人启事递给商家，然后等待举报线索。

　　按照他们的设想，寻人启事大概要印四五万份。

　　发放寻人启事的时间里，很多当地人拨打了申军良和孙海洋的电话，不断提供寻人启事上丢失孩子的信息。

　　1月8日晚，当地摩的司机黄华找到申军良，“想要提供线索”。

　　50多岁的黄华告诉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他从小到大住在蓝塘镇， “当地重男轻女思想一直以来很严重，好多男孩子是从外面买过来的。”

　　蓝塘镇一所中学的老师王明说，他们在进行家访时，也怀疑一些学生是被买过来的，“年纪和申聪，孙卓差不多大。”

　　这让家长们看到了希望。

　　▲1月2日中午11时30分，孙海洋和其他十多名寻子家长在紫金县一个中学门口操场上展开写有近百人的寻人启事，他们希望路过的学生和居民都能扩散信息。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40多个被拐线索陆续出现

　　两次在紫金县寻子，申军良他们一共发现了40多名疑似被拐的孩子。

　　申军良去年在紫金县住了5个月，不断有举报人向他提供线索。他根据各种信息暗中排查，共搜集到30多名疑似被拐卖孩子的信息。

　　2018年1月1日第二次来紫金县，至15日申军良离开。家长们又发现了9名疑似被拐卖的孩子。这些信息他都交给了警方。

　　如何确定一个孩子可能被拐卖而来，申军良说他有着属于自己的验证程序，“在这13年寻子的过程中，曾经通过自己的方法帮助到别的家长找到孩子。”

　　在紫金县寻子的时间里，申军良和孙海洋等家长经常会接到当地人打来的举报电话，“一般一个孩子最少会有一个举报人，多的时候会有三四个”。

　　申军良说，在接到举报后，他们会实地进行暗访，通过多数当地人了解被举报人家的信息，交叉印证被举报人的信息，并拍下孩子的照片仔细观察，“有时，会在被举报人家附近蹲点进行观察。”

　　经过外围观察后，申军良和孙海洋等人会在笔记本上做好记录，记录下孩子的年纪、性别、长相、住址、家庭情况等信息。整理好信息后，再提交给警方做进一步核实调查，并分批对疑似被拐卖孩子提取血样进行鉴定和DNA比对。

　　在前后共40多名疑似被拐卖的孩子中，申军良也怀疑其中1人很像申聪。

　　1月3日晚，申军良获得一条信息明确的线索：距县城30多公里的蓝塘镇，有一个13岁左右的男孩，是小时候被买来的。

　　申军良根据举报人提供的孩子年龄、长相、“购买”时间，“与申聪的情况很吻合。”

　　第二天中午，申军良来到蓝塘镇某中学西边一间两层楼房附近，通过观察屋中的男孩，发现很像申聪。

　　去年7月，申军良找到山东省公安厅著名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根据申军良和于晓莉的相貌，画出申聪13岁的模拟画像。“和这个孩子的相貌很像。”申军良说。

　　他抑制内心的欣喜。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不要贸然上门去找孩子，尤其是不要贸然进屋去打听，“一是怕打草惊蛇，对方家长把孩子转移，二是怕对举报人不利。”

　　另外，有过多次寻子失败的他，也不想太过于乐观。他将孩子的信息反馈了广州增城警方。

　　▲孙海洋在10年寻子时间里，搜集到的被拐儿童家庭信息花名册，根据孙海洋描述，这本花名册中有3000个家庭。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消失的人贩子下线“梅姨”

　　在紫金县第二次寻子的过程中，申军良、孙海洋还在寻找一个叫“梅姨”的老妇人。

　　“梅姨”是张维平拐卖孩子的下线。

　　张维平曾向警方交代，孩子的买家由梅姨牵线寻找，“申聪和李成青（注：另一名被拐卖的孩子）是由梅姨寻找买家，交易地点就在紫金县”。

　　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从广东警方获悉，张维平当年将申聪卖到了紫金县，中间人“梅姨”负责牵线，寻找买家，申聪被卖给了一对夫妇。交易后，张维平获得1.3万元，分给“梅姨”1千元。

　　随着张维平、周荣平等5人被捕，只剩下“梅姨”不知所踪。申军良认为，只要找到梅姨，其他的孩子在哪里，“就会一清二楚。”

　　张维平供述出梅姨后，曾带警方寻找过当年介绍他与梅姨相识的两位老人。他们中一人已经去世；另一人患病，与梅姨没有任何联系。

　　2017年6月中旬，“广州增城公安”在微博上转发了“寻找梅姨”的消息，并画出了梅姨的模拟画像。增城警方办案人员介绍，公布“梅姨”模拟画像后，公安机关收到了不少线索，但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月8日上午，一名举报人向申军良等人指认“梅姨”。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申军良掌握为数不多的“梅姨”信息只有，她身高一米五，约65岁，真实姓名不详。会讲粤语、会说客家话，曾在紫金县居住多年。

　　根据警方的相关信息显示，办案民警此前曾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彭忠。彭忠称，他并不知道梅姨在哪里。

　　此次来紫金县，申军良等人也找到了梅姨的前男友彭忠。

　　1月7日，紫金县阵雨，申军良和孙海洋冒雨去了离蓝塘镇60公里外的水墩镇。根据众多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他们在水墩镇找到了彭忠。彭忠告诉申军良，梅姨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和他联系过。

　　1月8日上午，有举报人给申军良打来电话爆料。“你能确定是梅姨吗？”电话里，申军良不断向举报人再三确定线索。

　　随后，举报人添加了申军良微信好友，来一张疑似“梅姨”的近照，并说近期在紫金县还见过她。

　　申军良看着照片，和寻人启事上的“梅姨”模拟画像做了对比，“很像，很像。”

　　当天中午，申军良找到了梅姨的同乡人王勇。王勇曾给警方做过证人，他看到疑似梅姨的照片时，连续作出肯定的回复，“是，就是梅姨，潘×梅”。

　　申军良将连日来搜集到的梅姨信息进行整理后，提交给广州增城警方。

　　▲1月7日下午，申军良等人再紫金县水墩镇找到梅姨的前男友，对方称和梅姨在一年前就没有来往了。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被拐少年：妈妈告诉我不是亲生的

　　在紫金县寻人的十多天，申军良目睹了一些寻子家长的来来去去。1月3日，一名家长李树全启程回湖南老家，他离开蓝塘镇时告诉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需要回家赚点钱，再来紫金县。”

　　申军良说，寻子途中离开的家长多是钱花完了，只能回家，等挣到钱再继续寻子。

　　这几年他见到的寻子家庭多是如此。甚至有家庭最终放弃了寻找。

　　“申聪被抢之后，我看到家人一个一个的病倒，我就暗下决心，无论用多少年，无论花多少钱，我都一定要找到他。”申军良说，寻子13年来，他卖房、卖车、卖地，花了数百万元，还欠下40多万元的外债。

　　申军良说，除了花钱，寻子家长还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压力，心态容易大起大落，内心备受煎熬。曾有家长受不了打击，选择自杀。

　　“希望和失望共存。但只要有希望，就会继续找。”他说。

　　孙海洋也抱有同样的希望。他最近一次接到“孙卓”的信息是在2017年12月份。

　　有举报人告诉他，一名惠州籍贯的陈锡升很像孙卓。去年12月中旬，孙海洋到惠州通过举报人见到了陈锡升。

　　“相差太大了。”孙海洋说，可能举报人不太了解情况，眼前的陈锡升看起来有20多岁，而孙卓应该是13岁。

　　陈锡升提供的身份证件上显示：1991年出生，广东省惠州市仲恺区人。他现在江苏太仓市一处工地打工。

　　陈锡升说，1年前，父母曾告诉他，“你不是亲生的，是奶奶买过来的。”

　　陈锡升向街坊邻居求证，得到的答案是他在两岁时被买来。自此，他一边外出打工，一边寻找亲生父母。

　　孙海洋带着陈锡升来到深圳市公安局采集DNA信息，结果显示二人并无血缘关系。

　　孙海洋又一次寻子“失败”，但对陈锡升而言，他的DNA信息录入系统后，有助于今后寻找亲生父母。

　　申军良等家长也在等待DNA的比对结果，一方是他们家长，另一方是紫金县40多名疑似被拐卖的孩子。1月21日，申军良说，比对结果还没出来。

　　为尽快找到孩子，寻子家长们不仅向警方提供线索，还向一些公益组织寻求帮助。

　　申军良说，在紫金县寻找孩子的这段时间里，他曾将搜集到的线索提供给 “粉红代码爱心行动”，该机构已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合作建立中国儿童少年基因数据库。在此次行动中，协助采集了部分家长的DNA信息，帮助加快寻找比对失散孩子。

　　1月15日，申军良离开待了15天的紫金县。他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家长。来紫金县这些天，每次在学校门口发放寻人启事时，申军良总会有一种感觉，“看到那些和申聪同龄的孩子从我身边走过，我都感觉申聪就在附近。”

　　他说，等过完年他打算联系其他家长，再赴紫金县。他希望这是申聪最后一次在外面过年。

　　（文中彭忠、王勇、黄华、王明均为化名）

　　▲1月3日下午，申军良一行人来到蓝塘镇寻找被拐孩子，一名寻子家长由于身体原因，不方便下车行动，只能留在车里看着申军良等人发放寻人启事。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附录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部分寻子家长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