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为何升格？ 中央意在解决这个问题

　　来源：团结湖参考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扫黑除恶行动为什么“升格”？

　　纪事本末体史书，特别适合入门级历史爱好者阅读。我曾经托人从大学图书馆借出过一套八十年代的《宋史纪事本末》，花了几个月时间读完。每当众目睽睽之下，掏出一本繁体竖排、从左往右翻的书来，内心都好满足。看不懂英文书怎么了，哥能看文言啊。这位爱穿汉服的男孩子，你不能输！

　　说正经的，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想不明白，北宋那场最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怎么就失败了呢？无论青苗法、均输法，还是市易法等，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这些措施既系统又科学，甚至还带有现代经济理论的光泽。从实践上看，王安石在地方任职时，这些举措明明取得了国民两便的效果。可为什么一旦大范围推开，就闹得流民四起？

　　做了评论员一段时间后，我才逐渐想明白一个道理。王安石本身正直清廉富于理想，在地方试点时，他可以事必躬亲，一县一州的所有事务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可以保证新法不走样不打折。但他在整个国家层面推行新法时，不可能掌握所有环节。越是离中央远、离百姓近的地方，他越是掌控无能。

　　于是大宋朝公务员队伍里那些投机分子、那些“两面人”、那些“蝇贪”们便可以欺上瞒下、层层搞鬼。看来如何让中央的好政策，精准地落实到百姓身上，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命题。

　　这几天很多人都注意到一则通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几天前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会后还专门召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不少观察人士都发现，这次行动至少有两个特点：以往历次全国性打黑除恶行动，都是政法部门挂帅，而这次是由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通知。行动“升格”，说明中央的重视，也必然意味着力度空前。此外，从“打黑”到“扫黑”，一字之差，则意味着从对个案的打击，扩大到对黑恶现象面的扫除。

　　此外，《通知》中一再强调，专项斗争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而这或许正是此次行动最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剑指基层治理，通过扫黑除恶净化基层政治生态，扫除基层那些“截胡”中央利好政策的团团伙伙，实现中央政令自上而下的畅通。

　　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因为它既宏观，又关乎底层那些孱弱的个体。比如自中央启动“精准扶贫”以来，隔一段时间总能看到一些令人气愤的报道。有的地方，低保名额被派给村干部的亲戚，真正的困难群众却享受不到。江西一个村支书，侵占贫困户低保十多年。被举报后，村支书竟扬言要打断人家的腿。人称“洪兴十三妹”的河北省定州市某村村主任孟玲芬，给得罪过她的村民婚礼上送花圈。

　　这些猖狂霸道的“芝麻小官”，反映了基层政治生态的某些问题。他们利用体制的漏洞，通过乡村宗族势力和手中权力，成了“村霸”。还有一些体制外的黑恶势力，拉拢腐蚀基层干部，寻找公权力作为保护伞。更有甚者，一些基层干部主动培植黑恶势力作为代理人，攫取经济利益。比如几年前，湖南省邵东县端掉两股黑恶势力，最后才发现正是该县公安局副局长和刑侦大队副队长，在背后各自操纵一派，明争暗斗。

　　所以回到开头讲的那个古老故事。愿意认真倾听基层的人，常常会听到群众感叹，中央的政策很好，可是到了下面就走样了。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老虎虽大，对大多数人而言毕竟只能围观。身边的苍蝇被拍了，“获得感”才具体真切。

　　那些盘根错节的“本土政治精英”、那些惠政的“截胡”者们不仅在省、市这一层存在，也存在于村镇、县乡，处理起来甚至更为棘手。当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时，净化政治生态的强大推力必然从树冠树干，传导到与大地连接的土壤深处。

　　扫黑除恶，就是要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清明政治生态，打通惠民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已经有权威人士宣告，一系列新的重大改革将在2018这个吉庆的年份推出。政治生态从上到下“全域清理”后，改革才能惠及每个个体。

　　（文/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