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专治权力的傲慢：民告官 告官须见官

　　原标题：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专治权力的傲慢：民告官，告官须见官！

　　2月7日，最高法发布了一部长达163个条文的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2月8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的出台，意味着对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两年半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同理解和认识的进一步统一、明确和细化。

　　它是十九大后，我国司法审判机关向人民交出的第一张答卷，也是最新的司法制度成果。我们看到，在从上到下的实践传导中，依法行政的理念正迎着公平正义的阳光生长。

　　新时代，“告官”已不再难

　　行政诉讼，俗称为“民告官”，是帮助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督促政府依法行政的制度设计，是化解“官”民矛盾的有效机制，但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问题：

　　一个是“告官难”，第二个是“告官不见官”。

　　“告官难”体现在有些地方的法院人为设置诉讼门槛，老百姓立不了案，行政诉讼是立案难的“重灾区”。许多矛盾不能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解决，就好像在法治的高速路口设置了路障，堵车越来越严重，司机越来越暴躁。

　　当新时代的曙光已照在窗前，任何停滞的借口都不能继续。

　　过去五年，行政诉讼立案难问题逐步扭转。《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政策纲领，提出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随之跟进，要求改变过去的立案审查制度，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并于2015年5月1日开始施行。

　　上有令，下有行，向立案难的攻坚效果初步显现。2012年以来，全国法院共审理行政案件108.139万件。而仅仅在立案登记制施行当年，一审的行政案件数量就达到22万件，比2014年上升55.34%，比1990年增长了17倍。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所说，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

　　当然，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解决问题也难以计日程功。

　　部分法院对于立案登记制理解较为片面，对于哪些行政案件依法应当受理“吃不准”，一小部分当事人缺乏法治精神及对司法的应有尊重，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滥用诉权，造成宝贵的诉讼资源因浪费而流失。

　　《行诉法解释》一一列举了当事人应当提交的诉讼材料，又明确了法院对材料的审查权力与释明义务，让诉讼群众知道自己怎么能立上案，又保障了只有真正涉及群众利益、关系依法行政的案件才应当得到审理。

　　新时代，“民告官”从“能见官”开始

　　老百姓选择上法院打官司，固然可能是为了评个理、“出口气”，但根本的还是要解决问题。

　　这就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开篇就列明的“解决行政争议”原则。解决争议，就要找到当事人，就要让能做得了主、说得上话的人坐在法庭上。

　　首例中央部级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行政案件：被上诉方中国证监会由主席助理黄炜出庭应诉

　　但是，有些官员或是对行政诉讼缺乏足够重视，或是觉得自己与平头百姓对簿公堂实在有些“跌份”，或是认为作为负责人出庭就意味着默认己方无理。因此，行政机关被告、仅有律师出庭大行其道，“告官不见官”成为不正常的常态。

　　似乎不可撼动的怪相，随着依法行政令箭高举逐步绝迹。我国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山东法院2015年开庭审理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达1637人次，比2014年增长4倍多；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5年审理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96件，出庭应诉率为63.6%。

　　而在2016年4月11日，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和农民丁加强面对面坐在法庭的原被告席上，这是全国首例副省长出庭应诉“民告官”的案例，一经公开就在舆论场激起无数喝彩。

　　2016年4月11日，贵阳市中院，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在法庭上回答原告及法官提问。

　　但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此前在法律上没有先例，仍然有不少留白之处。例如，谁是行政机关负责人？是不是只有正职才是负责人？是不是只要是行政诉讼案件就要出庭，如果不是，哪些案件有出庭的必要？行政机关负责人拒绝依法出庭应诉，对他能有什么惩戒？这些空白，《行诉法解释》都一一填补。

　　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行诉法解释》特别规定，行政机关拒绝说明负责人不出庭理由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人民法院可以向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

　　这充分说明，行政诉讼不是没有板子。哪怕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只要放松了依法行政、依法出庭应诉这根筋，也要挨挨板子、打打屁股。

　　平等对待，依法惩处，这是法律向人民法院的授权，更是人民法院对依法治国应尽的义务。

　　新时代，让行政诉讼少走回头路

　　《行诉法解释》为诉讼群众解决的第三个难题，是由于判决方式导致的程序空转问题。

　　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有一种判决形式是撤销行政行为，撤销之后行政机关作出新的行政行为，老百姓依然不满意怎么办？他们还会再对新的行政行为打一个新官司。

　　本应该一次解决的“民告官”弄成了无休无止的死循环，既损害司法权威也不利于政府公信力，更不用说及时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司法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但是，司法对行政权的尊重并不是漫无边界的。这边界，就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就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因此，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扩充了判决方式，在履行判决中增加了给付和履行协议等情形，并扩大了法院通过判决直接变更行政行为的情形。在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判决时，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行诉法解释》延续了这一思路，让司法在行政诉讼中同样成为定纷止争的最终权威。依法限制部分行政机关无视法治理念的行政裁量权，尽可能为诉讼群众一次性解决行政争议。

　　客观地说，《行诉法解释》整体上是对《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性规定，解决的是在依法行政的大方略背景下新法新规的落地问题，这是司法解释必须忠实于法律的品格决定的。

　　但也应看到，《行诉法解释》的出台，不仅是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而且是把笼子的网格编制得更加细密。这对于向全国审判机关准确传递法律精神、政策意图，从而实现有关改革红利的普遍分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

　　把权力关进笼子，还要把笼子的网格织得更加细密。法治是权力的边界。依法行政，政府的各项权力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这也是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

　　也许，让一切最美好的愿望从规划走向落实，让阳光从云层照向土地，就是新时代对我们最先施予的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