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硬板票到磁介质票:33年老火车售票员经历的变革

　　原标题：做了33年售票员，康顺兴浑身都是故事

　　最多时，康顺兴一天能卖500张票。当时工资按件计算，卖得越多挣得也多。在部队做了4年报务员，他熟稔莫斯电码，工作结束了，就和一同当过兵的同事用“滴滴答答滴滴答”的莫斯电码对话，比比谁一天卖得票多。

2018年2月7日，康顺兴右手拿着现在使用的高铁票，左手拿着老火车票。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2月10日，已经进入春运节奏。北京南站二楼出发大厅里的广播一遍遍报着时间车次，每天到发的200对列车，迎来送往。

　　聚集乘客最多的地方，是检票口、休息区以及112台自助取售票机处。与高客流量形成反差的是，即使是在春运高峰期，大厅里5个售票处，共45个人工售票窗口，平均每处排队不超过5人。

　　54岁的康顺兴照常在各售票处巡视。一身蓝黑色铁路制服，皮鞋擦得锃亮，右手拿着的对讲机里声音基本没断过。做了33年售票服务的康顺兴，精准地判断着各个售票区的供需关系。

2018年2月7日，北京南站售票窗口内，售票车间副主任康顺兴正在巡视。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三十年间，火车售票从算盘、硬纸板票、变成了计算机、磁介质票、网络售卖自助取票、手机网站改签。

　　坐着小马扎、带着干粮、可丁可卯数着分角钱的买票人，经过了别着BB机，买本时刻表的90年代，抵达拖着拉杆箱，千里京沪一日还的日子。

　　康顺兴这一代老铁路人，也见证了高铁时代后十年技术迭代。

　　方寸车票里，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段历史的革变。

　　用烟盒纸抄录时刻表的年代

　　冬天一身双排扣苏式大翻领制服，夏天穿白底的确良双绿杠短袖衫、胸前缝着红底布金线绣着“售票员”仨字儿，那是1985年的康顺兴。四年军旅生涯，退伍后他进北京站端起了铁饭碗，这一端就留在了售票车间33年。

　　一张桌、一把椅、左右两侧各160小格置票柜，算盘吧嗒吧嗒一拨，有分有角，旅客拿钱，售票员卖票。日复一日，听起来机械单调，可故事却发生在了这一来一往之中。

　　“两张合肥。”对方是个小姑娘，军绿大衣背着军挎包，烫着大波浪头。一张北京去往合肥的票19.9元，80年代最大面值是10块钱——灰色的工农兵大团结人民币，小姑娘递了进来，四张10元叠在了一起。康顺兴手里的钱湿哒哒的，闻着有股刺鼻的醋精味儿，辣眼睛。他顺带聊着天，“您这钱什么味儿啊？”

　　“哦，我的钱福尔马林泡过的。”小姑娘在右安门二传（传染病医院）工作，发的工资自己都要用福尔马林泡一遍。

　　上世纪80年代生活水平不高，从北京到上海27.6元一张票，而康顺兴的月工资才30块出头。他曾收过另一种摸着潮湿的钱，是购票者从鞋底儿里抽出来的，担心买票路上把“巨款”丢了。

　　来买票的人，很多都是在家都数好了钱，分是分，角是角。“从那会儿起我们就有不成文的规定，报票价必须准确，9.9元的不能说成10元，旅客多一毛钱都没带着。”

　　“给我来一个靠窗的，4、5、9、0都行。”康顺兴一听，就知道买票的人是铁路上的常客。早年间，火车座位不按英文字母排列，座次号都是数字，尾号是4、5、9、0的就是临窗的位置。买票的老太太打开一个白色硬质的鞋盒，一溜钢崩儿顺着售票小窗口被倒了进去，康顺兴像逮蚂蚱一样赶忙按硬币，顺带捡几枚溜到地下的。扒拉一数，都是1分、2分、5分的，“统共27.6元，您一张毛票都没有啊？”“有啊，在我自个儿兜里呢，我留着方便花。”

　　硬币里，2分、5分钱的居多。康顺兴边数边和老太太唠嗑，原来老人家是卖冰棍的。那时候北京城里最畅销的冰棍，5分钱一个。

　　80、90年代，客运车次少，运能与运量矛盾突出。一到春运，人们骑着自行车赶到北京站买票，站里排满了人，进售票大厅得分流，每条队人挤人排到门口。自带马扎、硬纸板，坐在地上彻夜排队，等着凌晨12点放票。舍不得在外面买着吃的人，自带干粮和水。奢侈点儿的，买一包1毛多钱一袋的金花牌方便面。

　　除了在售票大厅里，聚集人最多的是站前广场。木头大黑板一字排开作公告栏，贴着毛笔写的白纸黑字临客表。人们盯着车次、票价、起止点，记性差的从兜里掏出只烟盒，撕平了，拿笔写上去。

　　硬板票到磁介质票

　　在上世纪80年代，最常见的车票是那种卡片式常备车票，俗称“硬板票”。长约4厘米、宽2厘米的小硬纸板。

　　几张80年代使用的“硬板票”。左：硬卧票；中上：特快的加快票；中下：普快的加快票；右上：客票硬座的特快票；右下：客票硬座的普快票。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这种票卡是大批量预制的，印有发站、经由、到站、有效期、席别、等级、票价等信息。票面上以打压注明乘车日期，以盖章或贴纸的方式注明车次。如果发售对号车票，需要在车票上粘贴一张印有日期、车次、座号的小纸条。小纸条同样是预制的，和车上的座位一一对应，以此保证不会把座位卖错。

　　“如果旅客想买一张特快硬卧，必须先买一张普快硬座票，再附加一张硬卧票，还得要一张特快票，票价计算是三张累积的，三张硬版票必须都有，才能顺畅乘车。”康顺兴回忆，若是遇到中转乘车，最多时需要有4-5张票才可以乘坐，“我们叫这些是套票，售票员必须得打一手好算盘，业务纯熟，才能把票卖对了。”

　　那时的售票窗口高30厘米、宽20厘米左右，用三合板封着，售票员能看到的是从交付孔洞里伸进来的一只只手。

　　赶时间时，有时候一个窗口孔洞里伸进五六只手办理改签。一时难以确认车票应该给谁，康顺兴和同事们就开始在改签车票递来的同时，往旅客的手背上盖戳标记，找到盖了章的手，再把对应的票递过去。

　　一米八大高个儿的康顺兴，长着一双修长的手。在几米见方的售票区里拨拉算盘，抽叠车票，几十年的功夫，指面还存着老茧，手指却被锻炼得有力又灵活。最多时，康顺兴一天能卖500张票。当时工资按件计算，卖得越多挣得也多。在部队做了4年报务员，他熟稔莫斯电码，工作结束了，就和一同当过兵的同事用“滴滴答答滴滴答”的莫斯电码对话，比比谁一天卖得票多。

　　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联网售票开始了。键盘一敲，40秒即可压印出一张粉色纸质局域网票，比“硬板票”时期速度快了15倍。

　　2008年，蓝色磁制车票使用，2011年6月后，高铁/动车实名制售票，蓝色车票上清晰记录了旅客相关信息。“80年代，一个售票员一天售卖四五百张票，价值一万块左右；现在，一人一天卖出一两千张票，价值二十七八万。”出票速度比80年代售票快了约30倍。

　　10年之间，微信、支付宝、城际通被广泛使用，排在售票大厅里的队伍越来越短。据北京南站工作人员统计，80%的旅客通过网络购买火车票，传统窗口售票15%，电话、代售点、自动售票机售票占比5%。

2018年2月7日，北京南站，自助取（售）票机前，人们正在取票。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技术推动着车票迭代，但春运票难买，自始至终都在考验着铁路售票者的服务意识。

　　康顺兴回忆，2000年左右，他在北京站当值班员时，经常会碰到被买票者围堵的情况。黑压压围了几圈人，骂声不断，人们排队一整天，夜晚0点刚放票却被告知票没了，“大家问我们把票卖给了谁，是不是给票贩子了？其实那会儿车次少，全北京同时段1000多台机子同时售票，可能一两分钟票就没了，春运期间是很紧张。”

　　现在，春运票相对以前，已经好买了很多。80%的旅客选择网络购票，在家就能买到火车票。人工售票处排着的三两人，更多是在办理临时改签。康顺兴所在的售票车间里，也抽调了员工在自助取售票处提供咨询帮助。每遇节假日，康顺兴和同事们都得预估网络取票占比，调整自动取票售票机器比例。“如果说十几年前是坐着就能把票卖了，考核计件，现在对我们来说考核的是服务。”

　　2018年2月7日，北京南站第3售票处办公区，墙上挂着党员售票员的“春运”承诺书。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女儿康丹的印象里，爸爸一到节假日总是值班不在家。小时候春节初一去奶奶家，都是妈妈领着。“平时爸爸回家以后也不怎么爱说话，上一天班嘴巴说太多了。倒休的时候，经常在床上呼呼睡过去一整天。”

　　“没想到能变化这么快”

　　三十年间，票据、列车、车站都在改变，老康这批60年代生的人，却没怎么变。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

　　当兵复员回来，他看穿牛仔裤的都不顺眼，觉得衣服就该是蓝色、绿色；家里电视一开，节目总是抗战电视连续剧，女儿问他“爸，这日本鬼子什么时候能打完？”；在火车站工作了33年，连其他车间都没换过，一直做售票；站里发的制服，他基本都留着，特别是几顶制服帽，康丹出嫁后空着的小屋，他挂在墙上一排；女儿上班时给她的第一句告诫是：多听师傅的话、打点水勤快点儿、多学学艺不压身。

2018年2月7日，北京南站第3售票处办公区，墙上挂着售票员的制服礼帽。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老康觉着，早年售票员的工作，有点手艺人的样子。除了卖“硬板票”套票时要手熟麻利，算盘打得顺溜，每个售票员都要会画线路图，京沪、京广、包兰、陇海……精准到每个票价阶梯结算站站点都得清楚。

　　那时的北京站，是个大招牌，“90年代在里面工作，觉得建筑宏伟大气”，站内进驻的商铺都是有档次的，卖名人字画的、卖保温杯、皮包的，“烧饼茶叶蛋之类的根本进不去。”

　　时刻表一摞100本，一天能卖出去2000本，人们不光自己买，还给亲戚邻居捎一份。

　　在北京站内工作过的老员工，都成了业务娴熟的骨干。每有新站落成，都会抽调一部分人去做筹备。“1996年1月的时候，北京西站建好了，当时是谁家离西站近谁过去，以西单菜市口为界。”2008年4月，康顺兴被正式调至北京南站，行李房、客运、售票、清洁等每个部门的业务骨干组建南站筹备组。

　　南站从“周边都是村子、进站像进菜市场”一样的永定门火车站，变成了北京城面积最大、接发车次最多的火车站。

　　“2008年4月到南站时，全是建筑工地脚手架。施工的人等着我们确定售票窗台要做多高、桌子做多大。”从人员配置、轮班方案到皮筋、图章、曲别针、捆钱的纸条数目，每一项都需要老康和同事们确定下来。那段时间，老康几乎没睡过整觉，一个人骑辆自行车，凌晨三四点从站里返家。8月1日南站落成剪彩的前一天晚上，老康们一夜突击拆脚手架、安置保险柜、加封钢板、打扫卫生。

　　回忆起十年前的那一晚，“没想到能变化这么快”。

　　如今，康顺兴是北京南站售票车间的副主任，胸前挂着姓名牌，统管南站5个售票处。老康说话惯用“您”开头，接起电话一口一句“哥们儿”“好，麻烦了”。

　　“我们时不时见到投诉的，旅客不满意了就找负责人，我们都得出去挨骂沟通缓解矛盾。”与老康共事了20多年的朱凤云说，售票做的年头长了，有棱有角的性子也都被磨平了。

　　一代售票人承接着传统，又不断迎接时代新生产物。售票处渐渐加了pos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枪，售票人员在精简，窗口人员向自动售票服务处转移。

　　“想过有一天，铁路售票员成为历史，人工售票会彻底被机器取代吗？”记者问。

　　“这是我的一摊儿，我就要做好。真到那天，哪怕让我们去检票、去站台接送都行。”老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