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报告的小说家读法:王安忆发现司法跟生活赛跑

　　原标题：两会观察|从“徐玉玉案”到“于欢案”到“聂树斌案”……“两高”报告的小说家读法

　　摘要：映射出大数据时代“透明人”无处遁形境遇的“徐玉玉案”，或是一度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猜疑的“于欢案”，又或是“聂树斌案”这样费尽周折终得纠正的冤假错案，都不只是简单的司法个案，而不同程度地指向着转型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关切。

　　小说家王安忆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的发言，依然颇带小说的味道。

　　审议“两高”报告时，她先坦陈自己作为“写小说的”，“对案件、对犯罪可能特别有‘兴趣’”，又细述起自己曾经旁听的一起庭审。

　　那桩案子里，因为身上带着手工刀、胶带，最终被判定“蓄意杀人”的被告人，说过一句让王安忆非常不安的话：“如果后来没有发生那些事情，这些细节都不能算什么。而后来发生了，这些就被纳入证据链里了。”

　　说这些故事，是为表明其对“两高”报告乃至司法工作的特别关注。当然报告的视角与小说家的视角不会太一样，“它们是全局性的，带有归纳，可能不是那么生动、不是那么具体”。

　　但这并不妨碍两份报告被作为小说家——当然更是作为人大代表的王安忆读出特别的味道。她发现：社会生活剧变之下，“司法好像在跟社会生活赛跑”。

　　五年来引发公众关注的多个案件，都源自市井日常生活，却都从个体中“释放出社会场景”，折射制度性的问题。这需要司法的及时回应，也需要更深层面制度性因素的“赛跑”。

　　它们和诸多备受公众瞩目的案例共同出现在“两高”报告里，多少表明这两份“全局性”的报告同样不乏“具体”，甚至也可以“生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司法跟得很紧”。

　　作为代表的王安忆，给出的评价不低，但期待显然更深：报告中点出个案，仍是在提醒全社会，这场“制度与生活”的赛跑远未到达终点。

　　“两高”报告里出现众多个案，这两天颇得舆论赞赏。而“点名”的意义，并不只在“点名”本身。

　　比如映射出大数据时代“透明人”无处遁形境遇的“徐玉玉案”，或是一度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猜疑的“于欢案”，又或是“聂树斌案”这样费尽周折终得纠正的冤假错案，都不只是简单的司法个案，而不同程度地指向着转型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关切；重提它们，也不应只是回顾过往，更应促进当下的深层建设，并由此启示未来。

　　谈论法治时，人们常说两句话，一句叫“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一句叫“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司法公正总是借助个案进入人心，对于前一句，过去五年已有诸多个案判决给出了诠释，公众心中自有公允评判。

　　后一句同样强调个案的象征意义和启示意义，但似乎还只说了一半。如果将司法视作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力量的话，那么“胜过一打文件”还不是个案的全部作用。在“胜过”文件后，人们更需要借由个案来思考背后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和动因，并作相应的调适修补。

　　这种修补，拿出的可以是新的“一打文件”，可以是一套制度体系，也可以是一种机制、一种态度抑或一种精神。无论形式如何，这些都需要在更深层面回应和解决个案背后的深层关切，并且提供某种保障，来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变动。

　　如果人们从一起个案中读出了社会某个方面存在显著的问题，那么个案之后的制度性修补，就需要让类似问题不再重演，不再“重蹈覆辙”——谈论“制度与生活赛跑”，这或许是最基础的要求。而更好的情况是，当一些苗头性、趋势性现象出现时，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制度就能及时保障，最大程度地消弭误解、消除疑虑，带来稳定的社会心理预期和发展预期。

　　这正是时下讨论“制度供给”的深意——制度供给不是宽泛的，恰恰就是要填补空白和漏洞，通过及时性甚至前瞻性来为变动中的社会护航。

　　这场赛跑无疑是一场艰难而漫长的长跑。需要全力奔跑的，当然也不只是万众聚焦下的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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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