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华为总部基地扎根深圳

　　来源：南方都市报

　　科学技术的超前研究不代表社会需求已经产生。因此，5G可能被媒体炒作过热，我不认为现在5G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因为需求没有完全产生。

　　今天我们认识到知识产权才是最重要、最需要的。我们把知识产权保护真正一点点地落实好，就会原创越来越多，创新就有可能。

　　我们国家应该坚持更加开放，欢迎外国公司来投资，让中国孩子能就业，能学习深造。在外企工作，二三十年就能成为专家。当年我们没有留学机会，只能是从小舢板开始，没有技术就去搞代理，没有资本就大家凑，逐步走过来的。但是今天我国已经具有这样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更加开放呢？

　　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算力、数据，前两项我们国家还是弱的，光有数据强还不行。欧、美、日的数学基础很扎实，比如我们做机器人，关键零件都是买日本的，即使我们研发出来了，赚钱最多的还是日本。

　　———任正非

　　高端访谈

　　南都讯打破级别让普通员工也可拿百万年终奖，带头自罚100万元，卸任华为副董事长……过去一年多里，来自华为内部的诸多信息都让外界感觉到，作为华为的灵魂人物，任正非和华为一起正在加速自我改革。

　　华为公司近日亮出2017年成绩单，实现全球销售收入6036亿元，同比增长15 。7%。但是在华为总裁任正非看来，华为只是“刚启航的航母”。华为将如何驶向未来？5G商用何时到来？中国企业应怎样抓住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

　　4月4日下午，在完成与深圳市政府的一项签约仪式后，任正非与在现场的南都等几家媒体进行了交流。谈华为与深圳，他直言“华为从来没有外迁，都是谣言”；对于外界近期热议的华为董事会人事调整，他特别阐述设置轮值董事长的制度考量，并直言“华为从来不是任正非一个人说了算”；更具“任氏”特点的是，他对华为发展到当下存在的大企业病，毫不掩饰自己对当下严重程度的直面……对于已经成长为巨人的“华为”来说，任正非的危机意识并不陌生，早在2000年他的一篇“华为的冬天”，已经让人看到了华为的内省与时时的自我鞭策与提醒。

　　不过，面对当下各种热火朝天的“独角兽”、新经济，任正非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华为不会搞多元化，会始终坚守自己的主航道。

　　董事会设轮值董事长

　　是为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

　　记者：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新一届董事会。

　　任正非：三位轮值董事长在当值期间是公司最高领袖，处理日常工作拥有最高权力，但受常务董事会的集体辅佐与制约，并且所有文件需要经过董事会全委会表决通过；董事长是管规则的，主持持股员工代表会对治理相关规则及重大问题表决的权力，最高领袖群的权力受规则的约束；并受监事会对董事会行为的监督，监督最高领袖。最高权力是放在集体领导、规则遵循、行为约束的笼子里，以此形成循环。

　　三位轮值董事长循环轮值，主要是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避免优秀干部和优秀人才流失。

　　记者：董事会新成员出来后，外界说华为实际领导者还是你？

　　任正非：这十几年来，华为是集体管理决策机制，所有的决策都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有发言权，跟大家讲讲我的想法，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不听，我的很多想法也没有被实施。所以，我就多讲几次，过几年可能他们就听了呢？

　　记者：你的公众形象一直非常低调，是媒体最难采访的。

　　任正非：我不低调，其实我每天都在内部讲话，讲话几乎天天发总裁办邮件。公众形象由公众人物去应对，以后董事长应经常见你们。

　　记者：新董事会对华为未来的布局和发展，会带来什么变化？

　　任正非：新董事会只是迭代更替，引入了一些新鲜血液。大多都是继续被选进来了。

　　第一代奋斗群体本着开放进取的哲学，历经30年，与18万员工共同努力，把一盘“散沙”转变成了团粒结构的“黑土地”，把“航母”划到了起跑线；第二代领导集体要与全体员工一道，继续刨松“土地”，努力增加土地肥力，坚决为战略崛起而奋斗，再用二三十年时间，建立起统一意志、清晰方向、有序组织、顽强奋斗的群体，与西方优秀公司一同为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稳定服务。

　　未来不做多元化业务

　　华为会始终坚守主航道

　　记者：从去年开始，华为给外界的感觉是在做一些新锐的改革，但是在市场上，可以看到滴滴、美团……包括其他三到五年内就成为“独角兽”的公司，新经济特别活跃，想象空间特别大。而华为的主营业务还是在运营商，但感觉运营商的增量已经是边际效应在递减。所以很想听听你对华为未来会不会跨界，会不会在新经济领域有一些其他的考虑？

　　任正非：我们讲的是管道，只管流量的流动。终端也是管道，它相当于“水龙头”，企业业务也是管道。我们的技术理论架构模式，将推行“每比特成本下降的摩尔定律”，做网络的不断简化。网络不断简化的结果，我们的销售收入将会不断减少，但受益的是整个社会。华为公司过去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比如光网络按每比特计算成本，这些年其实降价了近万倍，这成就了互联网。我们不断递减，需要在基础科学上做出更大研究。但是我们不会做多元化业务，会永远聚焦在主航道上，未来二三十年，可能我已不活在世界上了，但相信后来的领导人仍会坚持聚焦。

　　记者：华为的很多竞争对手，比如爱立信、高通等等，他们都在抢占5G的制高点，华为在5G上面有怎样的布局？

　　任正非：5G，如果我们做出成熟的技术产品，但是社会是否已经有真正有需求了？如果社会需求没有发展到我们想象的程度，我们投入进去意义就没有那么大，科学技术的超前研究不代表社会需求已经产生。因此，5G可能被媒体炒作过热，我不认为现在5G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因为需求没有完全产生。如果说无人驾驶需要5G，现在能有几台车在无人驾驶？其实轮船、飞机……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但是如果飞行员不上飞机，乘客敢上飞机吗？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理想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需求是否产生？如果社会需要更高的带宽，4G就能做到，日本和韩国不就做得很好吗？现在的设备没有发挥出很好的作用来，如果期望用技术来代替，不现实，系统工程不是有一个喇叭口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公司意见。业务部门倒是希望5G更快商用，这样他们可以多卖一些产品。

　　记者：最近这些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投入都特别高，占到销售收入的15%左右，未来华为的研发还会投向哪些创新领域？

　　任正非：主要是投在主航道上的基础研究，人工智能部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工智能的突破主要是算法、算力和数据，这些都是很难突破的，我们跟随世界的投入前进，同步世界的发展。“区块链”对于我们公司来说，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算法算力是超尖端技术，是极难的。

　　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我们主要做基础研究，用于改进内部管理，如果要运用到产品上，还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和距离。对于前沿科学，研发实行先“开一枪”，“让子弹飞一会”；看到线索再“打一炮”，只需要小范围研究讨论就能决定；如果攻“城墙口”需要投入“范弗里特弹药量”（意指不计成本地投入庞大的弹药量进行密集轰炸），由高层集体决策。

　　华为的大企业病很严重

　　现在董事会成员带头警醒

　　记者：华为2017年的业绩非常好。

　　任正非：其实我们做得不好。去年我们公司有一个活动叫“烧不死的鸟是凤凰”，当时处理了大量高级干部，很多人都是降两级。我也是被处分对象之一，轮值CEO都被处分了。为什么？就是要以此来警醒我们公司管理要走向更加科学化。

　　记者：过去提到华为，都会说华为是“狼文化”，这几年提得少了？

　　任正非：我们永远都是狼文化。可能媒体把“狼”歪曲理解了，并不是我们的拟人化的原意。第一，狼嗅觉很灵敏，闻到机会拼命往前冲；第二，狼从来是一群狼去奋斗，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第三，可能吃到肉有困难，但狼是不屈不挠的。这三点对奋斗都是正面的。

　　记者：你会不会担心，华为到了今天的体量，在管理上会存在大企业病？

　　任正非：我认为我们现在大企业病应该是很严重的，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0的目的，其实就是批判我们自己，如何能精简组织，提高效率。高研班在研讨时，都是公司高层领导作为引导员。有高层领导批判我们自己，说曾经对人的管理都是科学管理，现在怎么变成数学管理？这就是僵化教条了，机构太庞大、太沉重了……这样董事会成员带头炮轰华为，促进全公司警醒。

　　当然，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先炮轰，然后一点点小改革。我们只要看到了方向，就能慢慢改革，提高效率。

　　华为从未想过要外迁

　　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

　　记者：大家对于华为“外迁”一直都很关注，请问你是怎么看的，包括今天签约之后，华为下一步在深圳的发展怎么规划？

　　任正非：华为“外迁”是不存在的事情，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都是部分媒体炒作的。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

　　记者：对于华为全球布局，深圳所占的位置？

　　任正非：深圳总部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你认为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任正非：比如，以前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是帝国主义制约我们发展的工具，但今天我们认识到知识产权才是最重要、最需要的。我们把知识产权保护真正一点点地落实好，就会原创越来越多，创新就有可能。

　　记者：之前你也提到过改革和创新的关系，科技企业应该怎么推进改革？

　　任正非：我相信国家会更加开放。第一，中国的科技企业总体是落后于美国的，通过开放，让更多的人进来，他们的投资就会对环境有先进的影响，不就带动我们从落后变先进了吗？因此，不能通过市场保护来限制外国公司的投资。第二，外国公司总体是负责任的。我们公司对世界也是很负责的，如果我们出去总是想搞名堂，我们能在170多个国家生存下来吗？外国公司也是一样，它也是有约束的，而且内部管制比我们还严格。

　　我们国家应该坚持更加开放，欢迎外国公司来投资，让中国孩子能就业，能学习深造。在外企工作，二三十年就能成为专家。我和台积电张忠谋讲过，当年我们没有留学机会，不可能有他那么好的条件，像他一样创业，成为世界领袖，我们只能是从小舢板开始的，没有技术就去搞代理，没有资本就大家凑，逐步走过来的。但是今天我国已经具有这样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更加开放呢？

　　记者：深圳推行营商环境20条，努力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你怎么看？像华为这样的产业巨头，需要怎么样更好的营商环境？

　　任正非：深圳的“营商环境”总体已经很好了。

　　记者：这就是华为扎根深圳的主要原因吧？

　　任正非：过去我们创业的时候很穷，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去大排档吃碗炒米粉，老百姓早上四五点又起床给我们做早餐，他们说你们北佬挣大钱，我们小不拉嘟地扒一点，广东人宽容，这就是很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法治化进步很大，我们很满意。

　　记者：你对深圳加强基础研究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深圳在投资基础教育上是积极的，开办这么多大学，每年增加投资几十所中小学，迟早基础研究会起来的。小学生多了，中学生就多；中学生多了，大学生自然多；大学生多了，博士自然就多……虽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人类社会五千年了，我们几十年都不能等吗？

　　人工智能不能建造在沙滩上

　　否则这个“房子”迟早会坍塌

　　记者：有声音说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始并肩领跑，你怎么看？

　　任正非：人工智能不能建造在沙滩上，否则这个“房子”迟早是会坍塌的。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算力、数据，前两项我们国家还是弱的，光有数据强还不行。这方面你们去问问李飞飞、李开复，他们比较明白，我是外行。欧、美、日的数学基础很扎实，比如我们做机器人，关键零件都是买日本的，即使我们研发出来了，赚钱最多的还是日本。因此，“中美两国在领跑”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太合适。

　　记者：所以最急需补齐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

　　任正非：现在社会思想泡沫化，大家都想去炒炒股、炒炒房，但是数学不是能“炒”出来的，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比如，5G有两个关键技术：长码和短码。长码是1964年美国教授写的一个编码方式，短码是2008年土耳其一个教授写的编码方式。围绕这两个方程，数十年来几十个公司可是有上万人在追随研究，变成了标准，做过就知道有多么的难啊！文学作品总想编造一个完美的人，比如科学家拉着小提琴，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科学家就是在某方面比较突出，某方面可能还比较憨。

　　记者：很多公司在做云计算，华为怎么做出特色？

　　任正非：云计算方面，其实华为没有做业务内容，我们只是做一个基础平台。这个基础平台就像东北的黑土地，上面谁都可以来种庄稼，“大豆”“高粱”“平安城市”“汽车”……其实华为云是千万家内容的集合。“土地”的改造也很难，直到今年我们也不能说真正做好了这个平台。传输和交换不是平台，但它是平台的基础，华为连接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1万多亿美元网络存量的传输交换，把它转换成平台，让所有的“庄稼”成长，这是我们一个理想。

　　记者：现在美国对于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对华为有什么影响？

　　任正非：影响是必然存在的，我们作为企业慢慢去克服。最主要是几十年来我们遵守内外合规。我们不仅遵守各国法律、联合国决议，也尊重美国的域外管辖权。市场不买我们的产品，这是客户的选择，很正常。如果说我们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理由是什么？事实是什么？证据是什么？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处理问题也最终会讲事实和证据的。我们没有错误，如果只是谣传或误解，不那么客观，我们也不会太在意。

　　我们国家建立的大环境很好，坚持法治化、市场化的道路。政府不仅欢迎华为发展，应该也欢迎世界所有公司都来发展，这样就能托起国家的理想和梦想。

　　采写：南都记者 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