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数据泄露反思：社会如何驾驭科技？

　　刘淄川

　　4月11日，西装革履的Face-book（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坐到了美国参议院的听证席上，他面对的是一群苛刻甚至怒火中烧的美国参议员。在长达五小时的听证过程中，扎克伯格经受了来自两党的立法者的轮番轰炸。同时更重要的是，不仅是在听证会的大厅里，在其外的广大的美国社会里，也出现了普遍的要求对Facebook等大科技企业加强问责的情绪。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网络数据泄露纠纷，而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显示如何管理网络数据已经成为美国全社会关心的一个话题，大科技公司与大众之间走到了一个摊牌的临界点。

　　一

　　由于不当利用用户数据事件，Facebook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Facebook将8700万用户的信息泄露给了研究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而后者将这些信息用于盈利用途。尽管它曾表示这一切都是在它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调查显示真实的情况应当是它“明知”或者至少是“应知”。

　　扎克伯格在听证会上不得不采取了配合的态度。他在陈词中承认，在向剑桥分析泄露信息事件上，Facebook犯有过错。不过他同时强调，Facebook并没有销售用户信息，而是会根据用户的类别来选择广告的投放。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下，从Facebook承认的事实和美国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来看，也无法说它构成了违法。至于美国立法者如何评估问题的严重性，会不会出台更严厉的监管措施，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

　　可以说，在政府层面，Facebook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场危机。不过，它在公众中的声誉显然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害，比如埃隆·马斯克坚决删除了SpaceX和特斯拉的Facebook主页以示抗议，这也许代表了很多对数据隐私问题敏感的网络用户的态度。

　　但另一方面，Facebook坦然接受质询的做法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听证会的结果在经济上对它有利。此前Facebook的股价有所下跌，因为投资者担心数据泄露丑闻可能导致政府出台严格的监管政策，影响Facebook的利润。然而在质询结束之后，Facebook的股价上升了4.5%。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只代表投资者的看法，他们关心的是企业的盈利能力会不会受限，并不关心企业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公众对Facebook的追责以及相关的激烈讨论并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只不过刚刚开始。

　　这场质询的结果可以说是立法者与Facebook之间的妥协。一方面，Facebook得到明确告知，如果不加强内部管理，政府就可能对其进行监管；另一方面Facebook也承诺，要主动承担起超越于法律要求之外的责任。假如Facebook以后的做法无法令用户和立法者满意的话，新的监管法律就可能得到通过。当然政治态势也是一个影响因素：民主党人倾向于出台更严格的监管方案，共和党人则倾向于最大程度地尊重企业的自由。美国国会两院现在都是共和党人占多数，在短期而言，这显然对Facebook是一个利好。

　　数据泄露丑闻爆发后，Facebook的确采取了整改措施，以显示它正在回应公众的关切，打消政府官员的疑虑。在听证会举行前数小时，Facebook宣布设立一项“举报数据滥用奖金”，旨在鼓励发现和举报App开发商滥用数据的行为。然而听证会的一个令人遗憾之处是，Facebook并没有详细阐明它的数据收集、保护、传输与使用体制，这个庞大的体系内部依然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所以也难以阻止未来类似事件再次爆发。

　　二

　　新兴的网络搜索、社交媒体等互联网科技，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的网络使用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又进一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它意味着真金白银。一方面，这个市场催生了庞大的黑客产业和数据盗窃行为；另一方面，数据已经逐渐成为一些大科技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这产生了新的法律问题：如果没有任何监管，大科技公司就可以任意使用这些数据来谋取利益，然而数据来源于用户，所以用户似乎也应该对数据拥有一定的权利，甚至是所有权和决定权，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数据产生的利益，否则就意味着不公正。更不用说的是，企业泄露用户个人信息很可能造成安全问题，比如用户被跟踪、骚扰、监控、袭击等等。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要严格明确网络数据属于网络用户所有、企业在使用时必须征得同意呢？情况也不是这么简单。首先，如果要求所有被科技企业收集的用户信息，在重新使用的时候都必须征得用户的明确同意，交易成本显然过于昂贵，难以得到落实和执行。而且在很多时候，用户也得到了相应的一些便利。比如，广告企业在得知用户的消费偏好之后可以提供更符合他们需求的信息，这弥补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节省了双方的成本。这样的信息“分享”其实对消费者是有利的，甚至可以说整个网络购物产业就是在这种“共享信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很多消费者也乐此不疲。

　　其次，由政府来设立新的监管机制，固然用户隐私会得到更好的保护，但是监管也会造成巨大的“合规成本”。为了满足监管规定，企业必须花费更多的资源来建立相应机制。显然，已有的大企业有更强大的能力来应付监管，而这对创业企业就意味着准入障碍。所以，这不利于新兴企业挑战已有的市场架构，会进一步强化Facebook等大企业目前形成的垄断地位。而且，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商业模式方面，社交媒体平台所包含的复杂性已经大大超出了目前监管者的理解能力。我们很难说企业解决不了的挑战，政府就能解决得更好，相反这很可能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美国有着漫长的自由主义经济传统，所以对于欧盟采取的重视网络隐私保护的监管进路，美国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三

　　这是不是意味着监管是不必要的，只需延续现在的做法就好？那也不一定。因为经济考虑只是一方面，相关的社会影响也需得到考虑。从社会职能来看，企业家只负责发明，发明产生的结果无法预见，也无法控制。扎克伯格自己肯定也不能预测Facebook会引发现在的争议。无数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无拘无束的自由交流，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情况，必定会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如何控制从打开的魔瓶里放出来的新东西，是全社会需要考虑的问题。

　　社交媒体的本意是促进人们的交流，创造一个跨越时空的共同体，让社会关系变得更亲密，合作变得更多。但事实显示，社交媒体也很可能造成了更大的分裂。个人在网络上孤独地阅读文章、观看视频，有无数的人试图左右他们的情绪，或者制造焦虑以创造商机，或者散布虚假的攻击少数群体的信息来赢得政治上的好处。社交媒体也可能把许多种族主义等方面的极端分子组织到了一起，使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所以社交媒体使用的实际结果，很可能是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

　　比如，政治广告的制作者可以根据网民的发帖和浏览痕迹来发现其政治倾向，从而向其投放宣传性的广告，甚至是虚假信息。这些做法都将固化选民的意识形态倾向。因为网络正在取代传统纸质媒体成为公民信息的首要来源，所以这必定会严重影响舆论趋势，并在选举期间左右选民的判断。美国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上针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假新闻，就为特朗普上台助了一臂之力。在一国发生政治冲突甚至种族屠杀时，有人可能发动假新闻战来将受害者污名化，有的人可能利用假新闻来煽动对少数群体的恐惧，为迫害行为提供理由和依据。这些都是全新的情况，不但监管机构无法掌控，连科技企业自己也无可奈何。无论如何，科技企业加强自律都是极其有必要的。

　　每次科技与商业模式的创新都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我们既要应对变化带来的挑战，也必须注意不要轻易否定新事物，扼杀创新的活力。大科技企业在给普罗大众带来广泛利益的同时，也有侵害公众利益的可能性。只有科技企业、监管机构、公众全方位参与的动态博弈，才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其不利一面，发挥其有利一面，让社会驾驭科技，让科技服务于大多数人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