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名盲人太行山走村卖唱 有成员曾是八路军情报员

　　原标题：太行山里的“没眼人”

“没眼人”在山村里吹拉弹唱。图片来自网络

　　文|新京报记者 王佳慧 编辑 |  苏晓明

　　11位盲艺人，在太行山区的村落里，后手搭前肩，一路走一路唱。村庄红白喜事上，经常有他们的影子。他们以歌为生，在黄土坡上，口中传唱着非遗民歌——辽州小调。

　　一次偶然的原生态歌手采访，电视台主持人亚妮在太行山左权县发现了这群盲艺人，进而将他们的故事记录在了镜头中。

　　“古戏台上11个男人坐在打成四方的铺盖上，拉着吹打着各种乐器，仰着脖向天而歌。那歌柔情绵长且肆无忌惮，清清爽爽又天高地阔，没有半点杂质。”亚妮写下了最初见到11位盲艺人时的样子，她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却不自觉地湿了眼眶。

“没眼人”在表演弹唱。图片来自网络

　　亚妮称他们为“没眼人”，这个名字是山里人对盲人的俗称，也是抗战时期太行山区里靠流浪卖唱作掩护谍战工作的一只部队番号。

　　流传下来的名字，鲜有关注的流浪盲艺人，在黄土漫天的山区里，唱着最原始的歌曲。亚妮用十余年的时间，跟访拍摄，与“没眼人”们同吃同住，围绕着没眼人的生、死和爱，前后共拍出三部电影，将在2018至2020年间上映。

亚妮和“没眼人”一起生活。图片来自网络

　　亚妮说，她想用这份记录，告诉人们在鲜有关注的地方，有一个关于人文与传承的故事。

　　好像瞎子阿炳还活着

　　剥洋葱：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去拍摄“没眼人”这个群体？

　　亚妮：2002年我去左权县拍一个原生态歌手，在村里戏台子上看到了他们，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们是盲人，只是觉得他们唱的歌打动我。后来村里人跟我讲他们是“没眼人”，都是光棍，还延续着抗战时期八路军的一些传统。这些我都很陌生，但引起了我职业上的敏感，觉得里面肯定有故事。看到他们就好像瞎子阿炳还活着。

　　“没眼人”喇叭：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因为一落地全村都听到他的哭声，就像安了喇叭，因而得名。图片来自网络

　　认识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之后，我听到了许多故事。从2002年到2006年一直在做记录，后来我发觉这个体量太大，就想到了做电影，故事片和纪录片结合起来。

　　剥洋葱：当时他们身上哪一点打动了你？

　　亚妮：最打动我的是他们身体所呈现出的状态。我们概念里盲人流浪、坐在地上唱歌，生活得很底层，感觉会很艰苦。可他们脸上表现出了快乐和自由。他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阳光和花朵，但他们唱歌时脸上那种灿烂光明的样子，和残疾本身产生了很大反差。

　　我觉得都市人越来越快的节奏，为生计奔波不断往前奔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自由。很多人都被束缚着，但是“没眼人”身上有一种解放。

　　我坐下来和他们聊，那时候还有唯一一位抗战时期曾给八路军送情报的情报员活着，我叫他贵明叔。老人给我讲百团大战，讲抗战时候人们利用盲人唱小调，把歌词填进去，去各个村庄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保存了几十年的队旗。图片来自网络

　　贵明叔会唱很多老歌，后来等我再去拍的时候，他去世了。他去世对我冲击很大，一个老人去世，可能他就会带走很多过去的歌，那些民间的小调都是口口传唱的，没有谱子没有文字。现在新进入队伍的小孩会唱得老歌很少。

　　剥洋葱：这11个人年纪大概多大？生活环境是怎样的？

　　亚妮：这11个人年龄从30多到70岁，他们当时都是光棍。虽然有父母兄弟姐妹，但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跟着队伍。他们这支队伍并不是组合起来一两天唱完就各自回家了。他们有像军队一样的作风纪律，有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

“没眼人”至今保留行军作风。图片来自网络

　　从抗战时期当地延续下来的传统就是“没眼人”这支队伍进村，村里给他们提供食物和住的地方。

　　他们日日月月都在流浪，走村串庄。左权县那时候是贫困县。太行山中断地势偏僻，山陡峭，风刮起来黄土漫天。我去的时候都没有像样的路，从县里进村庄得6个小时。很多村民家里除了一个炕、水缸、几张桌子，就没什么东西了。

　　剥洋葱：他们如何谋生？

　　亚妮：他们收入靠走村卖唱得来，参加些村里的红白事。收入的三成留到退休时分，七成是每月月底按工分分配。比如，唱一百句记一分，吹拉弹唱记一分，入队队龄达10年记一分。其他的，如学习好，肯帮人，也记分。最初一个工分就是一分钱，后来涨到3毛、5毛、1块……早些年，他们一个人一年才能挣70多块钱。

　　“他们口里我从来没有听过‘黑暗’两个字”

　　剥洋葱：能不能举例讲一讲他们的苦与乐？

　　亚妮：一次冬季拍摄，我想要“没眼人走雪原”的大景，但沟壑纵横的太行山找不到开阔无垠的现场。决定放弃时，一场大雪，春天救铺盖的那条河变成了雪原，于是立马抢景。

　　折腾上去拍摄设备，已过去半天，剧组所有人冻得都说不成整话，没眼人没事，个个脸红扑扑的说笑着，冻惯了。开拍了，镜头从没眼人踏雪的脚拉出。我发现，其中一个“没眼人”肉三脚上穿的，一只是黑的棉鞋，另一只是草绿的球鞋。肉三脸色青黑青黑，身子还不停地哆嗦，但笑着。我们发现不对劲，拉过来一看，那只黑的棉鞋已经成了一坨冰。再问，才知道过河的时候他踩了冰窟窿。

“没眼人”肉三。天生没眼、好脾气，耳音奇好，绝活是打鼓。（右一）

　　最后只能先用毛巾把那坨冰包上，再用棉大衣捂，一点一点焐化了冰，才帮他脱下了鞋。

　　肉三换上新棉鞋，走了一天的冰河，收工回来的车上，我问他的脚碍不碍事，他回答：幸福。他说，“咱生下来啥也不见，那叫舒坦，人活就活个舒坦，你球活不过俺！”

　　剥洋葱：你为什么称他们为中国的“荷马”？

　　亚妮：他们做的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事情。荷马也是在很多年后才被人们看到了价值，有很多英雄史诗传递下来。“没眼人”们在辽州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上，就是历史车轮走过的车辙，盲人们为后人留下了这个印子。 

　　剥洋葱：你觉得在他们的内心，黑暗与光明是怎样一种存在？

　　亚妮：他们口里我从来没有听过“黑暗”两个字。他们纯粹又简单，今天有饭吃、有觉睡、可以给人们唱歌，那就是今天的全部，就是今天的快乐。他们自己的日子很阳光，考虑的也简单。不会像我们视力正常人一样，去多想黑暗和光明的分别。

　　用15年等待“没眼人”的故事

　　剥洋葱：拍这部片子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 

　　亚妮：前后总共15年，我从2003年开始做纪录片，2006年电影立项。我做的是故事纪录片，不是请人几个月就把一辈子演完了。我电影的主题是“没眼人”的生、爱、死，我要在这群“没眼人”中间去等待他们的故事。

　　最初我在一个村子里拍摄的时候，村庄有500多户人家，现在只有2户人家了。11个人的队伍有人去世，也有新的年轻“没眼人”补充进来。

　　“没眼人”小辫：为了避灾，从小家里人给他梳小辫当女娃养，由此得名。主弹三弦，天生好嗓子，唱功细腻，和招财搭伴儿唱夫妻。

　　剥洋葱：拍摄期间，“没眼人”队伍里有人去世了？

　　亚妮：是的，逝世的人里有一位老队长，叫“屎蛋”，77岁。队伍里吹打说唱他本事最大，特别是词编得好。2015年开春，我再次进山，满沟的杏花白。我和朋友进山只是正经跟“没眼人”道个别，顺道补些声音。返回的时候，“没眼人”们一直送到山口，屎蛋说，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我把老头手心里的烟灰倒了，让他少抽烟。他问我电影啥时候能拍完，我说还要点时间。老屎蛋说，明年吧。第二年他就坐着安静地去世了。

“没眼人”屎蛋：77岁，老队长，主吹笙，兼打鼓。图片来自网路

　　剥洋葱：拍摄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不拍摄时你都做些什么？

　　亚妮：前三年我每年会在山里7-8个月，中间几年是4-5个月，到后期一年进村2-3个月。我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用来梳理素材。一般不是在山里就是在北京的工作室里。

　　剥洋葱：15年来你累积了多少素材？起初有想过会投入这么多精力吗？

　　亚妮：我当然没有想到会付出这么多。如果想到是这样，第二天就会放弃了。

　　十多年，中国电视和电影设备都在更新换代，从标清到数字，模拟到高清。我们早期的磁带都要导入到数据存储里。在横店我花了50多万块钱做了个储存室，可以放1000多T的素材。山西省政府想和我合作，他们派出评估组到横店，那些素材，就是一天一夜地看，都要连续不休息看一年多。

　　剥洋葱：离开卫视主持光鲜的舞台，多年行走在山区，会有落差吗？

　　亚妮：肯定有。有一段时间，我根本不敢回杭州。看到那些光鲜亮丽的东西，我会被诱惑，会想放弃山里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15年刚好是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企业快速发展的15年，身边氛围就是赚钱挣钱。有的人也会觉得我做这个是奔着钱去的，用“没眼人”来敛财。为这个我和很多朋友都绝交了。

亚妮在和“没眼人”一起工作。图片来自网络

　　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会疑惑亚妮是不是压力大到精神出问题了？要跑去深山老林里面寻找解脱。很多当地的人也不相信我是踏踏实实想做好片子，觉得是演艺圈的人在玩票烧钱。

　　剥洋葱：最困难的时候是怎样的？

　　亚妮：有段时间资金短缺，我卖了自己的房子，到处去借钱。一次进村子里吃饭，团队66个人吃一个大锅饭，老乡问我们要500块钱。但是那时候我预算一天伙食费也就200块，只好让助手去和老乡求情。

　　有次春节拍摄“没眼人”过年，没有人愿意跟我去。大家都想过节，我也没有太多钱能给人家付工资，到最后是朋友帮忙才去拍摄的。

　　之前我还付“没眼人”们演出的工资，资金断掉的时候他们开了个会，说没有钱还演不演。后来大家一致同意义务出演。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大家一起坚持下来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没眼人”七天：主唱、现任队长，唢呐和胡琴高手。图片来自网络

　　想把“没眼人”身上原生态的感情传递出来

　　剥洋葱：你想通过这部电影向公众传达什么？

　　亚妮：这里面还涵盖了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但同时我更希望走得快的人能停下来看一眼，我们很多人会追求功利的东西，忽略身边的情感。我想把“没眼人”身上原生态的感情传递出来，不仅仅是本质生活的快乐，还有人身上敦厚、善良的东西。

　　剥洋葱：有预想过这样一部小众群体电影会受到关注吗？票房会怎样？

　　亚妮：我以前会担心市场和商业票房，于是就用阿Q精神安慰自己，这么多年付出也付出了，市场不好没关系我老了以后自己看。其次如果不赚钱，也就当自己做了公益。

　　直到2016年我出《没眼人》的书的时候，之前的出版社不帮我印。但是后来一个出版社帮我出了之后，我们斗胆印了2万册，可是一年内就销售了10多万册，很多都是网络销售年轻人在看。

　　“没眼人”光明：40岁，主拉胡琴兼全套打击乐。30岁前有一双明亮的大眼，拿没眼人的话说，是个上过场面的人。图片来自网络

　　从出书的身上，我看到了那一部分的中国受众，他们在关注着人文的东西。所以我现在不怎么担心电影市场，会有人喜欢看的。

　　剥洋葱：15年中，没眼人这一群体的生活境况发生改变了吗？ 

　　亚妮：政府给了他们廉租房，房子质量就和城市里的商品房一样，每个人都有低保。他们现在已经不用走山卖唱了，一些活动甚至都汽车接送。很多的媒体和公益人士注意到了他们，拉一卡车的米面油，送礼物什么的。现在政府在往文化名片的方向去做。

　　剥洋葱：有些观点认为，没眼人通过你的帮助和电影拍摄，境遇改变了不少，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身上原生态的东西渐渐消失了，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亚妮：我知道我们的关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没眼人”走出了贫困，他们把歌声带到了山外，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辽州小调这个非遗。但好像我们毁掉了他们最原始的团队，有些原生的激情被消磨了。多多少少他们会在乎起物质生活里的斤斤两两。这个规避不了的，提到这个我非常遗憾。

　　但是能够过上好日子，是他们日夜期盼着的东西。十多年下来，我都像他们亲人一样，从我私人角度，我也希望他们能过得好。不能说别人在外面享受物质，却要求他们继续卖唱要饭、拼命向天而歌。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