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网红”直播违法屡发生？ 法律意识淡薄是主因

　　一些网红主播何以频频僭越法律红线

　　专家称直播行业准入门槛低部分主播法律意识淡薄是主因

　　来源：法制晚报 本报记者 韩丹东

　　本报实习生 杨雨桐

　　随着当下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成为“网红”是许多人的梦想，当主播的人也越来越多。

　　然而，随着网络直播间的竞争越来越大，一些网络主播为了吸引眼球，打着创新的旗号触碰法律红线。

　　不久前，1名主播就踩了雷区。今年4月以来，兰某利用某直播平台现场直播捕鸟过程吸引网友关注送礼物，先后捕获各类小鸟四十余只，均属省重点保护或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其实，在网络直播间，类似的情况并非个案。

　　“网红”直播违法屡屡发生

　　近年来，随着社交平台、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各类“网红”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些人为了成为“网红”或者为了利益，不惜触碰法律红线。“网红”变“网黑”现象在互联网上已不仅仅是个例。

　　2016年11月，某直播平台一男主播因模仿吸毒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经尿检，这名主播并非真正吸毒。他解释称，是因为看到直播观众少了，脑子一热，拿了一张发票纸做出了模仿吸毒的动作。尽管如此，因在网络直播中连续做出模仿吸毒的动作，带来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这名主播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

　　2017年3月，在某直播平台直播的一名女主播为了吸引观众刷礼物，将黄鳝放进下体，在网络上引发热议。2017年5月，浙江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协调公安部门，对网络直播平台有涉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案件进行深入调查，“黄鳝门”主播被抓获。

　　同年5月1日，周某与杨某某、李某3人进入故宫并直播实景画面。当天晚上，3人转至某景区继续直播，谎称现场为故宫院内，并编造女主播夜宿故宫进行网络直播的虚假事实。为了逃避法律责任，3人又自导自演直播所谓的“道歉”，欺骗社会公众。后经调查，此系3名违法人员精心策划并传播的虚假事实，杨某某、李某、周某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同年7月，网络主播高某为提高关注度、增加粉丝量，在吉林市丰满区旺起镇四方村八社的家中，使用手机登录直播平台，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向观看直播的观众编造并传播吉林市7月13日晚的洪水灾害造成一百余人死亡、政府故意屏蔽造成丰满区旺起镇通信中断、救灾物资未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的虚假灾情信息。后经查实，该直播共持续19分钟26秒，累计在线观看人数169人。办案机关认为，高某的行为已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就在高某直播后的第二天，即7月17日，高某被吉林市公安局丰满分局刑事拘留。

　　2018年4月，有网友向武汉交警反映称，在某直播平台上，一男子正直播在武汉一道路上违法驾驶摩托车。此事引起武汉交管部门的高度关注。民警调查发现，在直播画面中，主播金某驾驶摩托车没有穿戴任何安全防护装备，在城市道路上时而脱把，时而翘头，时而加速，在滚滚车流中随意穿插行驶，同时还通过弹幕与在线观看的网友互动，根据网友要求表演危险驾驶动作。

　　武汉交警结合城市视频监控“天眼”，通过大数据进行轨迹分析，很快就锁定了金某的主要行驶线路，将在网络平台上直播驾驶摩托车在城市道路上“耍酷”的金某查获，依法行政拘留10日。

　　法律意识淡薄是主因

　　近年来，为了吸引网友眼球，一些网络主播可谓花样百出，其中不少言行触碰法律红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法律系副主任郑宁分析称，这种现象折射出网络直播行业的一些从业人员唯利是图，为了吸引粉丝眼球、获取高额物质回报，无视法律和道德底线。

　　郑宁说：“存在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网络直播行业准入门槛较低，而网络直播平台的审查以及相关部门的监管又不到位，导致一些网络主播的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惩治，在利益驱动下，更多人甘冒风险。”

　　在上海律师王艳辉看来，近年来直播行业的发展给了民众更多的网络展示空间，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些所谓的“网红”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又迷信所谓的“出名要趁早”，为了博取眼球不惜以身试法。而这些“网红”往往又对青少年有着十分大的影响，如果不能及时规范这些违法行为，将给社会带来很大隐患。

　　王艳辉告诉记者，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涉嫌违法的“网红”道德底线较低、法律意识淡薄；另外一方面原因是，直播平台目前有大量的资本流入，利益驱动导致乱象丛生；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目前针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尚不完善，对于其监管还存在空白。

　　“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民众的价值观、道德观仍需提高，国家也需要及时应对新兴领域的问题制定相应法律来规范‘网红’的行为。”王艳辉说。

　　加强普法教育是关键

　　“网红”直播内容触碰法律底线，哪些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对此，王艳辉说，首先，“网红”如果触碰法律，那么其应当负直接的法律责任。“至于平台是不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认为，平台应当有基本的审查义务，可以参照知识产权领域的‘红旗原则’,即‘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的情况下可以免责，否则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郑宁看来，网络直播违法，网络主播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如果网络直播隶属于某单位，则其行为会被视为其所在单位的职务行为，则其所在单位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如果网络直播平台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郑宁告诉记者，自2016年以来，原文化部、原广电总局、国家网信办出台了针对网络直播的一系列文件和举措：

　　2016年7月，原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督促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和表演者落实责任，违法违规表演者将列入黑名单或警示名单。

　　同年9月，原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直播平台必须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未取得许可证的机构和个人不能从事直播业务。

　　同年11月，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直播管理规定》，重申了对互联网直播新闻信息服务的资质监管，要求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应当依法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并在许可范围内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互联网直播发布者，应当依法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并在许可范围内提供服务。此外，强化了直播平台的主体责任，要求其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平台，对直播内容加注、播报平台标识信息，对评论、弹幕等互动环节加强实时管理，并具备“及时阻断”的直播技术能力。

　　2016年12月，原文化部发布《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规定网络表演是指以现场进行的文艺表演活动等为主要内容，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时传播或者以音视频形式上载传播而形成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并把网络游戏直播纳入监管范围。经营者应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健全审核制度，直播实时监管，录播先审后播。

　　如此多规定的出台，似乎未能完全遏制“网红”向“网黑”的转变，究竟该如何遏制这种现象？

　　王艳辉建议，首先，针对目前的网络环境制定相应的法律；其次，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加大对网络环境的监管力度；最后，加强网络文明教育，让受众对网络上的不当行为有明确的认知并且能够自发抵制低俗、违法的行为。改善网络环境需要社会各方面协同合作、各司其职，这样才能创建一个良好的网络空间。

　　在郑宁看来，一是切实落实信用监管制度，加大对违法主播及平台的信用惩戒力度，使其不敢违法；二是健全公众投诉举报及回应制度；三是加强对网络主播、网络直播平台的法治教育；最后是有关部门强化技术手段，对网络直播行为进行全程动态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