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毒第一村：5年前村支书等180多人涉毒被抓

　　原标题：[特写]“中国制毒第一村”的这五年

　　夕阳西斜，最后一抹阳光洒在博社村连片的家祠前，屋顶的剪瓷雕显得更加五彩斑斓。瓷雕上的故事多是“仁贵征东”、“天公赐福”、“狄青平西“这样的题材，村中的年轻人对这些典故和神话传说已渐感陌生，但在家祠屋顶上，它们的生命力依然在延续。

　　每个家祠都有负责打理的老人，他们收拾完屋内的物品，陆续关上大门。归于平静的还有祠堂门前的“市场”，早上七八点和下午五六点是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果蔬、海鲜、衣服、奶茶等等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此时，商贩们已经开始收摊，他们赶在夜幕降临前回到家里吃晚饭。

　　趁着天色还未完全暗下来，几个年长的村民围在一则修缮祖墓工程的通知前驻足细看，博社蔡氏理事会和华佐蔡氏理事会号召村民、乡贤募捐集资，修缮祖先陵墓，包括扩建祖墓、维护绿化、修建石亭，这些资金将通过每丁20元和裔孙乡贤捐资集得。

　　蔡登瀛和陈庆源被博社村民供奉为共同的始祖。相传，南宋时期，蔡登瀛从福建迁往博社乡置居，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宗族和祠堂已深深刻在博社村人的传统观念之中，根深蒂固。

　　如今，这个粤东南村庄与多年前已经大不一样。

　　这个古老的村庄，位于陆丰市“三甲地区”的甲西镇。从1999年开始，“三甲地区”因制贩毒犯罪严重，曾两次被国家禁毒委带上“毒帽”，多年来，禁毒成为了当地政府的重要任务。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博社村更是以“中国制毒第一村”被人们所熟知。

　　2013年12月29日凌晨，广东警方调集3000多名警力对博社村开展“雷霆扫毒”行动，当天缴获近3吨冰毒，抓捕180多名涉毒犯罪嫌疑人，轰动全国。

　　这次行动中，博社村原党支部书记蔡东家被抓获，揭开了这顶家族式制毒的保护伞。

　　2018年8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蔡东家等人贩卖、制造毒品一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蔡东家被判处死刑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时隔5年，博社村已不再是那个封闭的毒品“堡垒村”，2013年底那个寒夜大扫毒后，制贩毒未再在村中发生。蔡东家被判死刑，也宣告着这个古老村庄疯狂制贩毒的故事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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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陆丰进入“三甲地区”，一些细节在提醒着你这个地区的特别之处，从离甲西镇30公里处的“陆丰市公安局缉毒检查执勤点”开始，值班武警官兵对过往客车、货车和私家车进行检查，也是从那里开始，禁毒标语就密集地出现在公路两侧。

　　没有人算得清楚从陆丰市到甲西镇再到博社村，到底有多少个印有禁毒标语的牌子。“贩毒都是落水狗，人人喊打不留情”、“谁的房屋制毒，就拆谁的房屋”、谁的土地制毒，就收回谁的土地”，这样的标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三甲地区”由甲子、甲西、甲东三个镇组成，总人口超过40万。相比之下，甲子镇发展得较好一些，甲西镇则相对落后。博社村离甲西镇约5公里，是甲西镇最大的一个村庄，全村2586户，总人口1.4万人。

　　在三甲地区，从镇上到村庄，三轮车穿梭流动在各个村道之间，几乎承担了公共交通的全部职能。博社村地处瀛港西上游，接址南海，村中狭窄的小巷沿着村道向两边延伸，延伸至深处又纵横交错，和大城市里的城中村相似。

　　这里的房屋和南方普通村庄差别不大，不同之处在于很多村民的房屋门前都贴上了一张由陆丰市禁毒委员会授予的“无毒家庭”的红色牌子。

　　记者从博社村委会获知，没人制贩毒和吸毒的家庭才可以获得此称号，村里已有400多户通过“无毒家庭”的核定，第二批审核正在进行，基本可以覆盖全村。

　　无论是高密度的标语，还是“无毒家庭”的荣誉，都容易让外来者将这里和关于毒品的往事联系起来。因为毒品问题，这个村子已经有280人被判刑，其中21人被执行死刑。

　　博社村最早显露出制贩毒的迹象是在2008年前后，后来逐渐蔓延。最鼎盛的时候，村民制贩毒处于一种半公开化的状态，甚至形成了一个“堡垒村”，村中家家户户没有门牌，有的涉毒村民持有枪支，外面的人无法进入，制毒垃圾堆积成山，猖狂程度可见一斑。

　　时隔五年，很多博社村民在陌生人面前依然回避谈及村庄的制毒往事，更多的是回一句“现在没人敢搞那些了”。

　　见到村民蔡鸿飞（化名），是在一棵大榕树底下。炎热的午后，蔡鸿飞留恋着这片树荫，榕树是他的哥哥在50年前种的，前些年他的哥哥已去世，如今大榕树长到需要五六个人才能合抱过来。

　　30多年前，一场大雨连续下了多日，引发洪水，作为党员的蔡鸿飞带头去抗洪，用大锤打桩时把大锤柄打到了膝盖上受伤，晚年需要借用拐杖才能走路。

　　最初听说博社村有人制毒的时候，蔡鸿飞是不相信的，他认为村民不会如此大胆，直到看到不断有人用三轮车拉麻黄草进村，一捆一捆地卸在路边和居民家里时，他才相信确实有村民在制毒。

　　制贩毒属于犯罪行为，蔡鸿飞心里是清楚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家庭参与进来，他召集了家里的孩子和孙子，告诫他们“人家在做，你们不能做，也不要看，不可以参与进去”，家人听从了他的话，在后来村庄经历的大扫毒中，蔡鸿飞的家人都没有被牵涉其中。

　　当年博社村的毒品生意在“三甲地区”是公开的秘密，还吸引了不少出租车司机参与进其中的运输环节，有人因此暴富，有人锒铛入狱，有人丢了性命。

　　2005年，陈艺鹏（化名）从河南老家到陆丰开出租车，经历了“三甲地区”制贩毒最严重的年代。“2011到2013年博社村的贩毒太疯狂了，我们出租车司机也跟着赚钱，明知道乘客带着毒品，拉他们价格就会高几倍。”

　　收费往往和危险程度成正比，陈艺鹏回忆，如果乘客带有“货”，跑一趟最少收600元，多的一两千元。赚钱多的是开车帮人带路，出租车司机”一听到需要带路就知道是大客”，口头议价达成后，出租车里载一个乘客充当先锋，载有毒品的车跟在后面，若前面的出租车遇到警方检查，车里的人就立刻通过电话告知或暗示后方的车掉头。

　　从甲西镇到内湖高速路口30多公里，那时一趟收入可以高达一两千元。为了保护自己，出租车司机往往不会给涉毒人员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但是可以留下出租车站台的公用电话，电话从博社村打过来，让司机到村里载个客，站台的站长就开始安排车过去。

　　“白天睡觉，晚上拉客，一个月除了开支还剩2万块。”陈艺鹏说，后来大扫毒后，陆丰一些司机因为涉毒被判刑，从几年到十几年的都有。从此，出租车司机们再不敢以身涉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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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博社村而言，“雷霆扫毒”是一个无法隐去的节点，这次警方行动将博社村和毒品生意之间撕裂开来。

　　2013年12月29日凌晨，寒气逼人，广东省公安厅出动了3000多全副武装的警察“清剿”博社村。据官方通报，当晚的行动摧毁以陆丰籍大毒枭为首的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抓捕嫌疑人182名，捣毁制毒工场77个和1个炸药制造窝点，缴获冰毒近3吨，制毒原料23吨。

　　当年参与行动的3000多名警力中，来自陆丰公安局的并不多，陆丰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永佳是其中之一。他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行动前，陆丰警方已秘密侦查两个多月，民警乔装打扮进村踩点不下百次，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和制毒窝点的位置，以及周边的地理情况，才确定博社村18个制毒团伙。

　　“参与行动的警力大部分是异地用警，主要是怕涉及人员广，有人通风报信，走漏风声。”陈永佳说。

　　博社村中部分逃犯已被抓获或自首，未落网的逃犯越来越少。摄影：梁宙

　　蔡鸿飞对那晚的记忆尤为深刻，“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部队官兵一进来就进屋抓人，把各个路口截住，那晚很多人一晚没睡，第二天早上还看到有警察在路旁睡着了。”

　　在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蔡东家无疑是行动中最主要的目标人物之一。

　　广东高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起，蔡东家与蔡广创、蔡昭桂等人多次密谋在博社村内制造冰毒，蔡东家、蔡广创伙同他人制造冰毒180千克，蔡昭桂伙同他人制造冰毒150千克，并贩卖获利。2013年底，蔡东家得知同伙因制造、贩卖毒品被惠州警方抓获后，企图帮助同伙逃避法律制裁，先后两次花钱设法“捞人”。

　　2016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蔡东家等人贩卖、制造案作出一审判决，蔡东家因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及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被判处死刑，其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8年8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蔡东家涉黑制贩毒案作出判决，蔡东家被判处死刑，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8年8月11日，广东省禁毒委发布的通报披露了蔡东家一案中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陆丰地区自古宗族势力强盛，一些恶势力在制毒犯罪中发挥了骨干核心作用，蔡东家既是本族中的一个重量级房头（宗族分支当家人），又兼具博社村党支部书记、两级人大代表身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公开、半公开参与村内制贩毒犯罪活动，为制贩毒充当保护伞，横行乡里。”

　　上述通报还称，“在其庇护下，当地制毒’开山元老’蔡良火、’陆丰派’冰毒制造权威人物蔡旋、’制毒原料垄断巨头’林凯永（目前均已判刑）等一批臭名昭著的团伙长期公开半公开制贩毒，并做大成势，垄断了当地的制毒原料和毒品市场。”

　　直到今天，“蔡东家”在博社村中依然是村民们忌讳的一个名字，在陌生人面前，有的村民甚至称不认识蔡东家，但当问及为何连曾经的村支书都不认识的时候，村民又改口称不太熟、不了解。

　　现任博社村委书记蔡龙秋更是坦言，“你们在村里采访，不要谈论蔡东家的事情，我们要回避，不去谈论他，毕竟我们是同村的，村民都忌讳。”

　　当年作为博社村支书以及族中重量级房头，蔡东家的地位有多高，可以从村民蔡鸿飞的话里窥探一二，他说“蔡东家在村里的话语权很大，大部分村民都听他的。”

　　陈艺鹏曾开出租车载过蔡东家，他从村里去市区酒店喝茶。“一般单程价格是80元，他会给我100元。蔡东家不计较，说话还挺客气，那时大家还没听说他制毒。”

　　自从蔡东家被逮捕后，他建的别墅就成为了烂尾楼，一直再未动工。别墅的主体已经完工，相比周边的房子，这座别墅显得更加宏伟、气派，8根欧式风格的柱子尤为突出，村民私底下相传“每根柱子价格高达几十万”，但这个数字已经难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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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社村经历大扫毒后第二天，陆丰是由市长带队任组长，组成工作组进驻博社村开展禁毒综合整治，同时，陆丰市公安局30多名民警组成清查队驻在村子，负责清理清查工作。

　　那段时间，博社村民们人心惶惶。

　　2014年5月，由在村里挂职的领导推荐，镇、市领导找到了43岁的蔡龙秋，希望他能担任博社村支书。在此之前，蔡龙秋在村卫生站工作，从未做过村干部，刚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愿意”。

　　“我家庭都反对，那种时候没人想干，一片混乱，烂摊子。”他回忆说。

　　最后，政府还是决定由蔡龙秋担任博社村支书。他上任的那一天，陆丰市委市政府、公安局和甲西镇领导都参加了。在上任之前，蔡龙秋也有着他的担心，“怕上任后做不好。后来家里人的态度逐渐转变为支持，政府也很重视，我就这样上任了。”

　　大扫毒之前，博社村委会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前任的村支书都是在家里办公。大扫毒后，村委会借用了旁边的甲西镇中心小学原计划建幼儿园的旧房子，搭建起办公地点，后来政府给学校补建了一栋教学楼，博社村委会和工作组、清查队这才有了办公地点。

　　接手“毒品村”后，摆在新建的村委会面前的首要工作，是整治秩序和改善环境。蔡龙秋等村干部上任后，开始抓博社村的民生与民心工程。

　　制毒泛滥时期，由于村民将制毒垃圾都往排水渠里倒，导致排水渠的排污能力很差，平时一下大雨，村里就容易发生内涝，水无法排出去。蔡龙秋上任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有村民代表提出排水渠阻塞的问题，蔡龙秋等人当天过去看了，情况属实，政府拨了专门经费，村委找人修好排水渠，排除了内涝隐患。

　　蔡东家被捕后，他的别墅至今未再动工。摄影：梁宙

　　当初，制毒用的麻黄草残渣被随处堆放在田野里，发出恶臭，水沟里流淌着黑水，水污染、土壤污染问题严重。村委会也组织人员把麻黄草残渣挖起来，再填埋处理。后来，村中环境逐渐得到改善，政府还专门拨款给博社村，建了一个后山公园以及老人活动中心。

　　后山公园并不大，修建有步行道，还设置了简单的健身器材，依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禁毒宣传标语。傍晚时分，不少村民带着孩子上来玩，旁边是烈士纪念碑，提醒着人们博社村曾是红色革命老区。

　　博社村的禁毒工作在大扫毒后一段时间依然很重。2016年，村委会在博社村装了47个摄像头，基本监控到博社村所有的路口和重要场所。同年10月，博社村戒毒康复中心成立，成员由村两委班子、社工以及民警组成。

　　在戒毒康复中心，吸毒人员的档案整齐排列在一个柜子里。“强制戒毒或责令社区戒毒的人回来了，我们要引导他们康复，不再吸毒，这是对吸毒者最好的帮助。”蔡龙秋说，社工会定时通知戒毒人员过来尿检，监督他们戒毒。

　　如今，博社村的禁毒工作已形成规范，但在早期，工作展开并不容易。

　　“人家在制毒，我支持禁毒，当时有些村民心理不平衡，部分村民对我的印象还是不太友好。”蔡龙秋说，刚做村支书时工作最难开展，压力很大，不过这几年都挺过来了。

　　2016年，陆丰在三甲地区54个行政村派驻了工作组，其中29个是涉毒重点地区，由汕尾、陆丰两级禁毒成员单位人员组成工作组，汕尾一级还派出了副处级以上干部担任组长。非涉毒重点地区则由陆丰市直单位组成。

　　陈永佳被安排为博社村工作组副组长，工作组主要负责宣传、法制教育、建立台账、涉毒重点人员走访、登记造册、清理清查等工作。

　　工作组刚进驻博社村的时候，村民们的排斥也让陈永佳感受深刻。他回忆说，早期工作人员要进去村民家里宣传禁毒知识时，村民经常不搭理，一些家庭的小孩眼神里流露出一种仇视，甚至还有些村民在接到工作人员发放的宣传单时，当着工作人员的面扔掉或撕掉。

　　“最大的感受是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禁毒知识比较缺乏，他们认为制点毒没什么大不了。”陈永佳说，这几年随着村民们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认识到制毒不能致富，只会造成家破人亡，现在在村里宣传，村民们的态度转变了不少，有时还会主动叫工作人员喝茶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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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博社村中驻守的清查队依然每天执行着清查任务。

　　8月中旬的一个周六，下午3时许，5名清查队队员穿好工作服，准备开车出去清查，这一轮他们要去博社村的外围检查。在这里，不分工作日还是周末，清查队队员每天需要进行早中晚三趟清查行动。

　　阳光猛烈，清查队队员驾驶三辆摩托车向博社村的外围开去。“主要看看外围的老房子是否有异常，如有烟冒出、有污水倒出来、有制毒垃圾、有异味等”，参与清查行动的队员陈夏荣称，制毒和吸毒的人一般选择在村外比较隐秘的地方。

　　几个月前，陈夏荣从陆丰市博美镇派出所调过来，来之前他也曾担心这里的治安环境不太好，来了才清楚自己的担忧有点多余。

　　清查队的车队在一个果园旁的一座两层老房子前停了下来。房子很破旧，窗户被簸箕、砖头等物品封住，队员走近时有犬吠声传出。老房子内各种水桶和渔网凌乱堆满一地，清查队员在一楼检查完后，沿着窄小的楼梯上二楼，没发现异常，随即下楼前往下一个清查地点。

　　博社村的外围并不小，清查队还需要去海边清查，看是否有制毒污水排出，清查一圈下来往往需要一个多小时。陈夏荣说，就在上个月，一名村里的逃犯前来自首，这是他们最近一次抓到嫌疑人，清查过程中也曾发现过有吸毒嫌疑的村民，被传唤到戒毒康复中心进行尿检后被确定吸毒。

　　像陈夏荣这样常驻在博社村的清查队队员有20多人，最高峰的时候曾有30多人，他们驻守在博社村，一个月回家4天，平时并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生活枯燥乏味。工作之余，他们会到隔壁的甲西镇中心小学打篮球，或者玩会儿手游。

　　“一开始，局里只是让我们带3天行李，后来领导说待一个星期，再后来说争取一个月解决，直到现在。”一名在“雷霆扫毒”后第三天就进村驻守的队员笑着说，刚来的时候，博社村经常停电停水，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就睡在地上，如今宿舍装了空调，环境好多了。

　　预防教育也是禁毒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个宗族观念依然强盛的村庄，村委会和工作组也意识到在村中开展预防教育的重要性。曾经，蔡东家利用宗族的势力制贩毒，大扫毒后村委会也努力通过宗族力量进行预防教育。

　　记载的历史中，博社村民始祖蔡登瀛生下四个儿子，分别建立大房、二房、三房、四房，除了三房已迁离博社村，其余三房都在博社村延续至今。蔡龙秋提供的数据显示，博社村大房人数最多，共有8000人，占了博社村的6成，二房有近4000人，四房有2000多人。

　　数百年来，博社村里的“理事会”负责着村中传统节日、重要纪念日的祭祀等工作，负责人被称为“总理”，村中各房都有代表参与理事会，负责每一房的工作。

　　很多年轻人的宗族意识已经逐渐淡化，但宗族仍在今天的村子治理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如村民之间产生纠纷时，理事会也会参与解决矛盾。

　　蔡龙秋上任后，曾召集村理事会开过很多次会，希望各房负责人回去和各个小房宣传禁毒和预防教育知识。在博社村，经过800多年的发展，大房、二房、四房下面也分出了很多小房，每一个小房有100到300人不等。

　　“这种方式效果很好，村委会把上面的政策、涉毒案例给他们说，他们回去也会起到带头的作用。”蔡龙秋说。

　　另一方面，禁毒预防教育从学校抓起。陈永佳表示，现在每个月，都会请司法人员、公安、律师到博社村开展法律大讲堂，每个月一次，甲西镇中心小学开学的第一堂课也是禁毒教育课。

　　劝逃犯自首也是村委会和工作组的重要工作之一，但在现实中，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今年7月份，蔡龙秋曾成功动员一个逃犯自首。“通过做他家属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说了很多次”，最后蔡龙秋亲自带着那名逃犯向警方自首。

　　规劝逃犯自首的工作，时间快的十几天就可以达到目标，但更多时候，这个工作经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长达多半年，“家属怕重刑逃犯进去以后被判死刑，轻的也怕被判重了”，蔡龙秋说，在劝说过程中，通常会将政策讲给逃犯及其家属听，说清楚自首是可以减轻刑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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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1月，陆丰“三甲地区”因制贩毒犯罪严重，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毒品重点整治地区，经过打击整治，2004年摘掉了这顶不光彩的“帽子”。但仅过了7年，“三甲地区”毒情又出现反复，2011年7月，陆丰再次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挂牌整治重点地区，重新戴上“毒帽”。

　　目前，陆丰正在冲刺“摘毒帽”工作，禁毒成为了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陆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贤嘉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陆丰抽调了全市1/3的警力用于禁毒整治工作，设置了路面防火墙，对8个卡口进行检查，设置了海上防火墙，港口都进行网格化管理，对物流基地也设置了防火墙，还对麻黄草、麻黄素等原料进行控制。

　　博社村曾是“三甲地区”中毒最深的村子，近5年来，这个村子正在努力挣脱“毒”名。陈永佳称，根据上级安排，陆丰“摘帽”之后3年是巩固阶段，要彻底清除制贩毒的犯罪土壤。

　　“博社村的工作组和清查队在’摘帽’后三年之内不会撤离，三年之后就不知道了。”他说。

　　蔡龙秋也曾担心，将来某一天，工作组和清查队或将撤离博社村，到那时，村中的毒情是否会反弹，不过他后来认为，如果基层农村干部做好工作，这个担心就可以打消。

　　他在这几年的基层工作中发现，一个村庄的党支部书记、村长要想知道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都可以知道。他认为，有事情应该向上级汇报，另外，“基层工作最难的，是基层干部要团结，再难的事情只要大家团结也是可以处理好的。”

　　在近年禁毒高压之下，“中国毒品第一村”大为改观。蔡龙秋介绍，自从博社村大扫毒后，已经4年多没再发生制贩毒案例，逃犯从111个到现在只剩下22个未归案。当下，如何彻底清除制贩毒的土壤，形成长效机制，成为了村委会和工作组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很多人会思考，博社村当年为何堕落为“中国毒品第一村“，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的原因，是村民一夜暴富的念头在作祟，在村民的认知里，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回答——因为穷。

　　博社村位于半丘陵地带，主要以种养为业，产业种植水稻，兼营农副产和养殖业。历史上，博社村也是穷乡僻壤之地。今天走在博社村，你会发现这个村庄除了部分土地发展养殖业，很多农田已荒废多年。

　　村民们反映，博社村近海，很多土地都是沙地，植物需要更多的水，但是从十几年前开始，水库的灌溉用水便到不了博社村，海水不适合灌溉，靠天更不行。该说法在村支书蔡龙秋处得到了证实，他表示，当年因为灌溉水渠中途阻塞，导致博社村的灌溉用水中断，现在政府的疏通工程即将启动。

　　贫穷与作恶虽然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但是很多作恶者的初衷却往往因为贫穷。

　　博社村的老人蔡旺（化名）谈起自己的经历说，1999年，他曾因帮村里人制假钞被判刑，他的工作是在假钞上贴一条线，一天三四十块工资。后来，蔡旺被警方抓获，最终被判了13年，减刑4年，最后坐了9年牢。

　　“那时，生活是没办法过了，找工作找了10个地方，终于找到一家，本来第二天可以入职，但是第二天过去，别人又不要了，家里小孩、老婆、父母都要吃饭。”蔡旺说。

　　出狱后，犯法的事情他一点儿都不敢再碰了。现在，蔡旺和妻子在市场摆了个小摊，生意好的时候，每天收入几十元维持家用。

　　如今的博社村，年轻人一般外出打工，留下来的村民有些做些薄利的小生意，如在市场摆摊，或者开三轮车，也有村民养虾、养鱼、养猪等。说起过往生活，有村民感慨，“疯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扶贫仍是博社村目前的重要工作之一，并对禁毒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据官方数据显示，博社村全村2586户1.4万人中，贫困户有261户，贫困人口1086人。

　　陈永佳还担任着驻博社村帮扶工作小组副组长，他介绍，工作组对村民进行调查，根据人员结构、年龄和收入情况进行核对，确定了具体的条件再进行扶贫。

　　“村里一些人因制毒被抓或被枪毙，也有些逃犯逃了好几年，家庭基本破裂。”蔡龙秋说，村委会为符合条件的家庭申请低保户，让他们的生活有最低的保障，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不再走回老路。

　　经历了最深的“毒”，这条古老的村子5年来刮骨疗伤，村中很多人还是过着平静的生活，当地的乡土逻辑依然存在，很多东西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每天早上和傍晚，博社的市场依旧热闹，“蔡氏家祠”作为村民情感的联结，仍发挥着传承宗族文化的作用。当然，村中的日常仍在提醒着村民们远离毒品。每个傍晚，市场上的喇叭里都传来一段有关禁毒的快板书：“制贩毒，不归路，祸害社会不可恕……”

来源：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