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战地摄影师在缅甸:睡在前哨 周围埋满地雷

　　因为心里有些对士兵的天然恐惧，我买了两条烟和酒送给他们。士兵们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冷血，年纪大点的金卡利很慈祥，让我想起我爷爷；十几岁的阿超，稚气未脱，还经常和小孩一起抽陀螺玩，相处很融洽。

赵明。去年12月，刚毕业的他辞掉工作，前往缅北战场，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受访者供图

　　文|新京报记者张艳东 编辑|苏晓明 

　　校对|郭利琴

　　?本文约3271字，阅读全文约需6分钟

　　有段日子，赵明每天都在做噩梦。梦里他是缅甸克钦独立军的一员士兵，在阵地的最前沿，缅甸政府军的坦克从战壕碾过，炸弹在离他不远处爆炸。他爬起来，沙尘之下，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首。

　　阵地沦陷了，几名战士拿冲锋枪指着他，大声喊叫着他听不懂的话。赵明赶忙举起双手，用中文喊，别开枪，我投降。就在这时，对方突然开始溃逃——独立军又夺回了阵地。

　　“完了，我是逃兵，要被处决了。”赵明惊醒，天还没亮。

赵明（左一）在当地戒毒所，采访几个以贩养吸的毒贩。

　　赵明的噩梦是现实的映照。从去年12月份开始，刚从大学毕业的他，先后进入缅甸民主同盟军、克钦独立军的阵地和难民营，用镜头记录缅甸北部战场。

　　起初，他只是出于好奇去拍摄中缅边境的难民小学。但由于对战地记者的憧憬，他进入了缅北地区，断断续续拍摄了近一年的时间，采访了独立武装士兵、难民和戒毒所服刑人员。

　　“我不是什么战地记者，我根本没见过真正的战场”，生于1992年的赵明听人说起过，有些摄影师，在被军队逮捕时依然在怒吼，他们愿意把命搁在这，只为了把这里发生的事传递给世人。“起初我也这么想，但我后来发现，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最多只能保证自己活着。”

一名在战斗中失去左腿的士兵。

　　（一）

　　去年年底，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中缅边境的难民营小学支教，这里上课都能听到火炮和枪声。问我愿不愿意过来拍摄，我觉得挺酷的，就辞职过去了。

　　最先到达的地方，是云南省临沧市南伞镇的难民营。其实从这里再往南4公里，就是缅北战区的核心地带了。但刚到那里时，我依然完全没有战争的实感，只想按部就班地拍摄而已。

难民小学里的孩子正在学习。

　　小学在一个山顶上，周围是大片的树林。所谓“校舍”，其实就是个帐篷，用一块蓝色帆布和几十条树枝搭建而成，四面漏风，其实也是为了有光，孩子们就趴在碎木堆砌的书桌上学习，和蛇鼠、蚊虫为伍。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缅北边境，16岁以下的失学儿童有2000多人。我所在的难民营只有60多个小孩，但难民却有3000人之多，我觉得费解，就去难民营询问。

　　缅甸果敢地区的战争已经持续了2年多，有些孩子死在了战争中，而逃出来的孩子们，要么早早嫁人，要不就出去打工。因为留在这，很可能会被缅甸的武装抓走充军。

　　采访一个支教老师时，她崩溃大哭，她所在班级的5个孩子被强制征兵了，那些孩子才十四五岁。“他们甚至不是当兵，就是去当炮灰！”作为老师，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抓走，她后来很快就离开了难民营，走时还发誓，再也不要回这个地方。

孩子们在难民营中玩着游击队游戏。

　　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这里的孩子们依然很天真。调皮的男孩，每天用木头削成的手枪、用水瓶当手榴弹，玩着角色扮演类游戏，他们的表情、开枪架势和打暗号的手法，倒像极了专业军人。在缅北，真枪、军人早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孩子的父母说，“他们现在扛不动枪，被送到军官学校后也使用木枪演练，等到扛得动就会被送往战场，都是时间问题。”

　　孩子被送往军队，大人们大都选择了沉默，面对战争谁都无能为力，他们也不知道，何时自己就会惨遭横祸。

　　我采访的一位大姐，叫李英，一年多前，因为难民营的生活设施匮乏，她和丈夫想回家拿两个水桶，丈夫在前面探路，她看着安全，才会跟上去。但突然一声巨响，她踩到了地雷上，左腿失去了知觉。丈夫拨打了120，可急救中心说没办法去战区，丈夫只能用摩托车把她送到医院，最后保住了性命，代价是截掉了左肢。

　　自那以后，李英再也没回过缅甸老家，她回忆的时候都不敢相信，“战争离我竟然这么近”。刚截肢时，李英一度想要自杀。但她还有3个孩子需要抚养，最终就放弃了。

　　李英本想讨个公道，可同盟军和缅甸政府都不愿意为她负责，来回踢皮球。最后只能找到一家公益组织，才安上了假肢。

难民小学里的儿童。

　　（二）

　　听了越来越多难民的故事，我决定进入缅甸拉咱地区，那里是缅甸钦克独立军的大本营。

　　我当时就有一股劲儿，想把战争的情况传递出去，让全世界知道这里有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也许就会有点什么不同呢。

　　经当地人带路，我们来到了战场的前哨站。这里有7名士兵把守，其中五人在营地驻扎，另外两个人则在前线的丛林区巡逻。2016年底开始，双方签订了休战协议，虽然有小范围的交火，但频率不高、也远不如战争电影惨烈。

　　因为心里有些对士兵的天然恐惧，我买了两条烟和酒送给他们。士兵们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冷血，年纪大点的金卡利很慈祥，让我想起我爷爷；十几岁的阿超，稚气未脱，还经常和小孩一起抽陀螺玩，相处很融洽。

　　金卡利51岁了，兵龄5年，打仗后从没回过家，已经记不清回家的路了。前段时间他唯一的女儿结婚，没能回去，但他还开玩笑说，我女儿的老公我都不知道长得帅还是丑。他笑起来满脸的褶儿，连后槽牙都露出来了，特别可爱。

巡逻中的金卡利，后面的茅草房，就是他们的“掩体”。

　　夜幕降临后，我就开始害怕了。前哨站距政府军只有3公里不到，士兵睡觉时都抱着长枪，床下藏着一大袋子的手榴弹和炸弹，我根本睡不着。金卡利看出我紧张，还笑着说，“你睡吧，我们在周围埋了好多地雷，很安全。”

　　我彻底失眠了。

　　我走出去，看阿超正在外面举着手机四处乱晃，我问他在干嘛，他说在找信号，他想家了，想给爸妈打个电话，可那天他还是没找到。

阿超在山顶费力寻找信号。

　　阿超爱看书，他说如果没参军，一定会读好多好多的书。阿超当兵，只是为了让弟弟妹妹们能上得起学，这样他不仅能往家里打点钱，如果战死，家属还能领到约合人民币400—3500元的抚慰金。

　　那一夜我都没敢合眼，脑子里盘旋着电影里政府军偷袭营地的画面，我才20多岁，还不想死。我就这样一直哆嗦到天明。

　　在外面巡逻的士兵也一夜未眠，他们说，如果闭上眼，可能被迫击炮炸死。毕竟，他们自己在战场上，只要见到躺在地上的敌军，不管死没死都要冲着脑袋补一枪。想学电影男主角装死？现实里根本没用。

　　我突然间醒悟，他们的确是士兵，是死神。我想起金卡利跟我说的那句话——“鬼都怕我们当兵的”——背上直冒冷汗，腿也发软。

　　可当金卡利跟我说，他昨晚做梦，梦到抱着老婆一起睡觉，但醒来却发现自己抱着枪时，我又觉得他们真得好可怜。

金卡利从隔壁村庄领养了一只小猫，小猫成了迫击炮手阿超最好的玩伴，现在阿超一有时间就会抱着它。

　　（三）

　　在战场上牺牲，和家人生死相别，埋骨荒野，被野兽吃掉遗体，这是我能想象到最悲惨的事了。可从战争中活下来的人，也不一定幸运。

　　战区医院里，你根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断手断脚、眼球被炸飞是最常见的。

眼球被炸飞的伤员。

　　有一个退伍军人，两只眼睛都被炸没了，整个眼眶塌了下去，脸上有很多蓝色的斑点，是火药烧灼留下的痕迹。左手被炸没了，右手也少了两根指头。另一个伤兵，在大爆炸中失去了两条腿，靠着“两条右腿”——在战场中捡来的假肢——支撑着身体。风一吹，裤腿里空空荡荡的。

　　他们站在我镜头前，面无表情，特别平静。反倒是我握着相机的手，一直在哆嗦，摁都摁不住。

战地医院里的伤员。

　　后来，被炸掉双眼的伤员还跟我说，终于不用再上战场了，他得到了补助金，家里孩子也大了，这下老了也不发愁了。

　　突然地，我觉得特别无力。我想去了解这场战争的源头是什么，可网上只有相关历史的介绍，语焉不详。我问当地人，他们说特别简单，争夺玉矿啊，《纽约时报》把克钦称为“玉石与黄金之邦”。

　　可拿到这些玉又能怎么样？因为战乱，整个社会全毁了。毒品前些年本来禁止了，但由于战争的存在，政策没有被有效执行，吸毒在这里依然是常态。

　　有个叫恩光的戒毒人员，全家人只有他还活着，他本来是想通过挖玉石发财，但那时候沾染了毒品，没有人能劝他，吸了很多年，体重从120斤降到不到90。直到他发现身边吸毒的朋友都死了，才开始害怕，主动来戒毒所。

戒毒所里的恩光，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活着出去，攒点钱，再娶一个老婆。

　　没人知道怎么停止战争，有人说万能的主（当地人普遍信仰基督教）可以。离开拉咱那天，正好是礼拜天，我遇到一名克钦士兵，他背着一只吉他，左手拿着红皮包裹的圣经，右手提着枪，行色匆忙，似乎是在赶往教堂。

　　政府控制区里，那些气宇轩昂的教堂，几乎被炮火摧毁殆尽。只有难民营里还剩下些简陋的教堂，这大概是他们精神世界不多的依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