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未来 为什么80%的预测都是错的？

　　作者：西芒　　

　　自从大数据成为常用词，对未来的预测也重新热闹起来，这很好理解，掌握了更多数据和更强大的分析手段的人，总认为自己更能“看见”未来世界的模样。未来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爆红了一段时间后，曾一度有些沉寂，人们似乎不像当初那么相信托夫勒、奈斯比特那些人了，尽管他们的确也预测对了很多东西，但预测错的好像更多。直到《人类简史》《未来简史》这样的书突然成为爆款，未来学似乎又复活了——这些书虽然冠以“历史”的名头，在我看来本质上却更接近当年的托夫勒、奈斯比特，不妨称之为“大数据时代的新未来学”。

　　大数据给预测业注入了新的自信，近几年像《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剪刀石头布：如何成为超级预测者》这样的书又开始多起来，这种时候，我反而建议大家再去仔细读读一本“老书”——刚刚进入21世纪时出版的《预测业神话》。

　　记得世纪之交的时候，媒体曾蜂拥采访叶永烈。我们这些看着《小灵通漫游未来》长大的人，很想知道他怎么评价自己的“科学幻想”与真实的2000年之间的异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叶永烈的得意，他忙于历数小说中已经实现的“幻想”，只对自己没能预测到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感到遗憾。事实却是，很多当年小说里最吸引我们的东西，至今都没出现，或至少没能推广，比如智能机器人、气垫车，还有比人还大的西瓜。

　　脍炙人口的科学幻想没能实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出现比人大的西瓜，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那样的西瓜。那只不过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饥饿（或者广义地说，物质匮乏）综合征在想象层面上的反映。而智能机器人，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研究上出现了难以预料的瓶颈，直到最近才在算法上有所突破，这是当年乐观的科学幻想很容易就忽视的。

　　没能实现的预言

　　即使再著名的未来学家、再权威的技术预测专家、再科学的预测模型或方法，统计表明，其长期预测里，高达80%是错误的。我们很容易推崇一个专家正确预测到了某个事件的发生，却有意无意忽略了他数量大得多的错误预测，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即使用最幼稚的预测方法，比如抛硬币，错误率也不会比这高多少。

　　卡恩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受欢迎和尊重的未来学家之一。在他1967年的作品《2000年：20世纪最后30年里可能的100项技术创新》里，有一整章的预测。然而对照21世纪初的实际情况，即使是最宽松的评判标准，其错误率也在75%以上。

　　美国最权威的预测公司和《产业研究》杂志在60年代的研究中认为，到1977年，我们有望拥有以下东西：可居住的月球基地、供个人使用的直升飞机、三维彩色电视会议、塑料住宅，可被利用的核聚变、人类探测火星和金星、机器人被广泛使用；到1980年，我们有望享受商用载人火箭、大批量生产便宜而且能防火防虫抗地震和抵御飓风的房子、用核能来提供能源的月球基地；到1990年，我们将驾驶能自动带我们到设定目的地的傻瓜轿车，在军队中机器人将代替人类……所有这些，大多没能实现，或是进展有限。

　　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助理哈罗德·斯塔森宣布：“核能将带我们进入一个新世界，在那里人们不知道什么是饥饿……在那里粮食永远不会腐烂，庄稼永远不会遭到破坏……在那里没有人煽火炉，也没有人咒骂烟尘，那里的空气随处都像山顶一样清新，从工厂吹来的风有着玫瑰花的芬芳。”今天体会这段洋溢着乌托邦热情的话，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是很傻的。1969年，《产业研究》对10年以后的“未来”1979年，有一个惊人的预测：人类寿命将达到150～200岁。但是直到今天，这事连影子都没有。

　　没能预言的现实

　　在很多预言中的科技没能实现的同时，很多真正改变了我们生活的重大突破性技术，专家们却完全没能预测到。这些被错过的创新包括：电力、电话、灯泡、收音机、电视、雷达、原子能、喷气推动器、太空旅行、蜂窝电话、磁盘和GUI（使今天的个人电脑使用如此方便的点击式图形用户界面）。这些东西似乎都是在人们，包括专家们懵然不知的情况下，突然到来的。

　　1896年，英国一位物理学带头人J·W.瑞利评论道：“除了气球以外，我丝毫不相信其他任何飞行器。”7年后，怀特兄弟造出了飞机。1956年，英国皇家天文学家理查德·范·德·里特·伍利向报界宣布：“太空旅行纯粹是无稽之谈。”仅仅一年后，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同样，没有任何专家预测到电脑的出现，以至直到1950年，字典里COMPUTER的定义还是用手“计算的人”。甚至20世纪40年代末第一台真正的计算机发明后，美国的专家还认为全美国只需要4台这样的机器，英国同样认为他们只需要4台。实际情况是，到1996年，全球PC总销量已达6840万台，最近20年更是呈爆炸性增长——暂时不提正日益取代电脑的智能手机。

　　创新似乎总是在突然之间产生的，因为最有可能发展为新技术的，通常都没有实现。

　　为什么我们无法预言未来

　　我们总是猜错未来世界的面貌，是因为技术进步之路充满不确定性，并受到未知事物、僵局和死胡同的阻碍，只有偶尔的意外运气才使它变得明朗起来。技术演进就像自然界的许多方面一样，非常复杂而且不确定，而我们在做预测的时候，又难以克服自身的“形势偏见”（大数据恰恰会加强这种偏见）局限，即倾向于把未来技术想象为仅仅是现有技术的延续。比如载人飞行器的模型是鸟，因此直到19世纪，凡尔纳还把飞行器想象成由拍动的翅膀推动。在飞机真正发明以前，没人能够预知今天飞机的模样。

　　事实上，某种未能预见的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完全改变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欲求。新的欲求又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探索方向，从而激发从前完全意想不到的新技术的出现。这样反复地相互反射作用，使得预言家们站在原地作直线性预测所看到的世界，与真实发生的世界风马牛不相及。

　　尽管与纯粹的科幻小说相比，基于数据的“技术预测”像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但其实真实性很大程度上只是后者用来销售自己的托词。靠稿费赚了大钱的未来学家们，像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预测错的东西至少不少于预测对了的东西。

　　所以我们最好牢记：一项新技术要用很多年才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据巴特尔商学院估计平均时间为19年）；我们完全不知道全新技术的应用，很难衡量它们是否（或如何）会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不要指望消费者迅速放弃当前技术，变化会造成金钱损失和心理痛苦；各种趋势彼此轮流占据主导地位，这使预测极易出错；当预测变化时，环境会在令人吃惊的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或可能突然变化；预测受到形势偏见的高度影响，当前的普遍想法很可能在未来会改变。

　　根本来说，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寄希望于对未来的预测，而是努力塑造未来。看似荒谬的是，我们对未来生活可影响的程度高于可预测的程度——一方面，我们可以选择能灵活适应不可预见的变化的生活，另一方面，那些雄心勃勃、充满动力的个人还能通过艰苦努力，使希望的事情发生而影响他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