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评农村闹婚恶俗：风俗不是违法行为挡箭牌

　　原标题 直击农村闹婚“恶俗”：人人喊打却又无可奈何，怎么办？

　　每年腊月，是我国不少农村地区结婚的“高峰期”。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原本该是人生大喜的婚事，在一些地方却由于闹婚“过火”变成了不堪回首的囧事。捆人上树、肆意扮丑、拳脚相向等不良现象频频出现，甚至出现猥亵妇女等违法违规行为，让风俗变恶俗、热闹变胡闹、闹婚变闹心。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一方面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摒除陈规陋习。

　　多名受访群众反映，农村闹婚“恶俗”人人痛恶喊打，但又无可奈何，常常被裹挟其中推波助澜。希望各地党委政府能将农村闹婚“恶俗”列入移风易俗整治重点，逐步引导群众摒弃旧习惯、涵养新风气、形成新婚俗，逐步铲除农村闹婚“恶俗”的生存土壤。

　　变味的“丑陋”婚俗

　　“娶媳盖房，乡党帮忙”，是许多农村的乡风民俗。可来自鲁东地区的刘洋前段时间回乡帮表哥接亲，过火的闹婚行为“刷新”了她对婚庆活动的认识。

　　“那么冷的天里，我表哥全身上下只穿一件衣服。闹婚的人，七手八脚用透明胶带把他绑在树上，还把啤酒往他身上泼。还振振有词，说闹婚，越闹越喜庆。我当时就被吓懵了。”刘洋说。

　　闹婚，在我国的婚礼习俗中由来已久，但记者采访发现，这项本意在添彩助兴、表达祝福的习俗，却在一些地方变得恶俗。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同地方，被闹婚的对象也不一样。”今年33岁的徐军辉曾经策划、参加过数十场婚礼，在他生活的江西南昌，“被闹婚”的对象主要是新郎、伴郎。

　　徐军辉说，在当地，亲朋好友中午闹婚时“下手较轻”，只是在新人敬酒时，对他们的饮食“动手脚”；而晚上闹婚也就是俗称的“闹洞房”，亲友们则会在KTV或者新房中，要求新人“表演”大尺度“节目”，如果对表演不满意，或者被新人拒绝，大家则要用事先准备好的筷子敲打新郎。

　　“不管怎么闹，新郎、伴郎挨筷子打是肯定的，不想被打也没办法，都是这么过来的。有次我为朋友当伴郎，接亲之前特地买了个头盔戴着，接亲全程一刻也不敢摘下来。”徐军辉说。

　　除“折腾”新郎新娘、伴郎伴娘，有的地方还不放过新人的父母。用油彩把脸涂成大花脸、头上再扎上几撮朝天辫，四五十岁的人被打扮成小丑一般，还容不得反抗，挂着笑容撑下全场。更过分的是，个别地方公然强求公公与儿媳在众人面前做出亲昵举动，令人瞠目与不适。

　　2017年10月，国内一家门户新闻网站对近五年发生在我国各省的闹婚新闻事件分析后发现，最常出现的闹婚方式为“被绑”，多在其他项目开始前实施，免得新郎、伴郎溜之大吉；其次为“被辱打”“被扮丑”“被游街”等。

　　在被统计的新闻事件中，全国闹婚事件主要出现在山东、云南、河南、陕西、广东等地，“受害者”多数为新郎，其次为伴郎或伴娘，最后是新娘与双方父母。

　　事实上，许多人都对类似的低俗闹婚感到不满。早在2014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就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21155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9.2%的受访者都曾经历过“闹洞房”，60.9%的受访者直言并不喜欢“闹洞房”婚俗。

　　闹婚风气之炽，也令许多年轻人心怀畏惧。记者粗略检索后发现，“闹伴娘”是网络提问的重点领域。很多人发帖提问：“某某地方结婚闹伴娘吗？闹得严重不严重”“下周要去某地当伴娘，心里好紧张”。有的人举办婚礼、临时招聘伴娘，开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文明结婚，不闹伴娘”。

　　恶俗闹剧折射道德缺失

　　最初的婚俗，具有祝福佳偶、缓解“盲婚哑嫁”尴尬的美好用意。受访专家对记者说，但在社会环境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域的发展阶段、文明程度、法治观念等各不相同，再加上法不责众、喜事为大等心理作用，披着婚庆民俗的外衣、行恶俗低俗之实的“闹婚”开始寄生于婚俗之上。

　　有调查数据显示，从地域分布看，闹婚事件的分布呈现两极分化：大中城市相对较少，小城市与乡镇更为普遍。杭州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王涤认为，我国传统婚俗中，闹新房的风俗确实存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如今在很多地区已经被扬弃了。

　　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文化生活、文明素质的更新与发展相对迟缓，生活情志枯燥单一、落后文化大行其道，闹婚现象仍然较为普遍，让新人及家长难堪尴尬出丑，甚至侮辱人格尊严。

　　受访专家指出，越是偏远乡村，亲朋好友的意见在婚礼筹备中就越举足轻重，越容易把所谓的“传统”婚礼习俗延续下去。长此以往，一些低俗、封建的闹婚方式便假借着“文化传统”的名义得以延续。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刘国敏认为，“闹婚”变“闹剧”，也反映出一些地方法制意识淡薄的问题。

　　刘国敏说，在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当今社会，闹婚行为不仅无助于婚姻关系，还有可能因为闹得太大太过，给新人和双方亲友都带来不愉快。尤其是在一些恶性“闹婚”事件里，闹婚者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陈规陋俗”的范畴，有违法犯罪之嫌。

　　2017年6月，一段“疑似闹婚伴娘被袭胸猥亵”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网民和警方关注。随后，西安警方通报称，视频中涉嫌猥亵的两名男子已被警方查获。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很多恶俗的闹婚视频借助社交网络大肆传播，给受害人带来二次伤害。”刘国敏说。

　　一些人固守从众心理、喜事为大的思想，也为“婚俗”变“恶俗”推波助澜。

　　“一些粗俗暴力、整蛊、不顾底线的闹婚行为，其实质都是一种从众行为。老一辈或者‘过来人’觉得‘闹闹又怎样，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年轻人则想着怎么把这种婚俗‘发扬光大’，所以有的地方就逐步演变成了群体性的伦理秩序混乱，或是低俗闹剧。”徐军辉说。

　　铲除闹婚“恶俗”生存土壤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移风易俗活动，为改变基层婚庆习气提供了历史契机。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点穴式的政策文件先后出台，直指婚丧嫁娶中的陈规陋习，取得一定的积极作用。

　　2016年，云南大理州发布《大理州进一步整治不文明闹婚行为的通知》。其中明确禁止在县市城区道路和公共场所闹婚，禁止出现庸俗下流的歌舞表演、搞笑闹剧以及裸露身体、着猥亵性奇装异服、扔鸡蛋、乱扔杂物、践踏草地、污染水源等行为。并要求各机关和企事业干部职工及家属子女一律不得组织或参与不文明闹婚行为。

　　作为中央文明办确认的全国农村移风易俗工作试点省份，山东自2016年起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红白理事会”制度。理事会的会长、副会长，由当地村居德高望重的长辈担任，全程参与指导操办红白事，为婚丧嫁娶箍上村规民约的“八项规定”。

　　王涤等受访民俗研究学者认为，新风换旧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此过程中更应重视精神层面的移风易俗。通过倡导文明婚礼、增强法制观念等方式，引导村民在潜移默化中转变思想认识，遏制部分农村地区恶俗“闹婚”行为，使新的婚姻风尚成为农村婚俗的主流。

　　“尤其对借闹婚之名、行恶作剧之实的行为，应及时予以喝止。”王涤说，婚庆主事者与德高望重的长辈，应跳出陈陈相因的陋习，维护基本的公序良俗。

　　“近几年多次发生的低俗、恶俗闹婚证明，某些陈规陋俗在‘人情’‘面子’压力之下，容易不了了之，仅靠公愤或舆论远远不够，要举起法律的武器。”刘国敏说，有关部门主动追责和惩处在恶性闹婚事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人，才能树立起文明婚俗的权威和标杆，形成“闹婚”不是“胡闹”、风俗不是违法行为“挡箭牌”的社会意识。

　　在我国，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中的人情风俗承载着交流互动、情感沟通等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高永安等专家指出，要遏制部分农村地区的扒衣、捆上树、喷辣椒粉等恶俗“闹婚”行为，就要加强对群众的社会文明宣传教育。尤其是在社区、农村，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共识等柔性条例实施监督和引导，建立起基于熟人社会的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引导基层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

　　“培养一地良好的社风民俗是一个长期过程，但不能因此忽视懈怠日常工作。要从身边事、身边人着手，打破婚礼恶俗循环往复的怪圈。”高永安说。

　　徐军辉等受访者认为，婚姻登记、婚庆公司等单位和部门，还可以利用自身资源，提前让新人知晓当地“闹婚”规范，宣传、引导公众转变婚俗观念，用更新颖的婚庆创意和更专业的环节设计来营造欢乐喜庆氛围。这既能有效保护和传承传统婚俗文化，又注入现代特色，赋予其文明内涵，让“闹婚”坚守中华文明基本伦理道德底线的同时，充分表达新人和亲友的喜悦、祝福。

　　来源：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叶婧 萧海川 潘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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