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宙回忆中国电信业那些事儿：手机改变生活

王建宙

　　来源：证券时报

　　王建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从1999年担任中国联通常务副总经理，到2012年从中国移动董事长职位上卸任，王建宙历经2G、3G、4G三代移动通信演变，13年任职于运营商的职业生涯里他三次闯关，走过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近日，王建宙应邀给证券时报撰文，他在文中回顾了中国通信行业近40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交换机的严重短缺起步，到第一代移动电话系统对社会的启蒙，再到产业链不断创新以及生态系统的构建。

　　当前，移动通信行业迎来了5G、AI等新的机遇，王建宙依然为行业的发展而思考、奔波，在关键元器件、操作系统研发、频率共享等方面，王建宙也提出了他的建议。

　　王建宙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电信业发生巨变，回顾这个激动人心的过程，期待电信业继续以创新精神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从解决严重短缺起步

　　我国的电信设施曾长期处于短缺的状态，1978年，全国局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只有397万门。那时单位的电话是联系工作用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打电话要去那些设在小商店里的公共电话代理点，打长途电话和发电报则需要去电信局的营业厅。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起飞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增加了，人们的住宅条件也开始改善。此时，在城市里出现了安装家庭住宅电话的需求，这种需求先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到后来这种需求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我在杭州市电信局当局长的时候，正处于“装电话热”的高峰期，尽管我们不断加快工程进度，努力扩大电话交换机的容量，铺设新的传输线路，但仍然无法满足需求。

　　装电话需要缴几千元的初装费，因为供应量有限，我们一直没有放开预收初装费。后来许多群众反映说，不管什么时候能装上电话，让我们把初装费先缴了吧。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我们在解放路96号杭州市电信局市话营业厅办理电话安装登记，并预收电话初装费。没想到，这一发就不可收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来营业厅前排队，队伍从解放街延伸到旁边的皮市巷，把皮市巷都挤得水泄不通。有的用户天没亮就来排队，有的用户排了一天的队，营业厅要下班关门了，他们也不回家，继续排队，直到第二天上午营业厅开门。为了缓解这种状况，后来，我们在拱墅体育馆设立市话装机临时受理点，体育馆场地大，可以为更多的人办理装机登记。

　　市电信局每天都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接待大量的群众来访，人们强烈希望自己家能早日装上电话；外出开会，兄弟单位的领导催我们快装电话；走在马路上，也会有用户来问，他们家所在的地区何时集中装机；接受本地媒体采访，一定会问“如何解决我市装电话难的问题？”

　　看着用户们盼望装电话的那种焦急，我们也是心急如焚，电信员工努力以最快的速度使我们这个城市所有的待装户都装上电话。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花多少年的时间，不仅我们这个城市，我们整个国家都全面普及了电话设施，中国成为世界上电话网络规模最大、电话用户数最多的国家。

　　为什么我国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解决了电话供应短缺的问题，一举成为“电话大国”？

　　首先是全社会对发展通信的重视。大家都意识到，没有现代化的通信设施是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经济的。各级政府都把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发展的重点，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电信业的发展。

　　全面采用数字通信技术加速了电信建设的步伐。以交换机为例，很多县市从人工电话交换机跳过了步进制、纵横制、准电子，直接建设了当时最先进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在传输系统建设上也采用了先进的光纤通信系统。

　　我偶尔会与我们的年轻员工谈起以前“装电话热”的情景，告诉他们，面对“装电话难”的压力，当时我们有多烦恼。年轻人笑着说，那是幸福的烦恼，我们现在想要这样的烦恼都没机会呢。

　　手机改变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当我们还在忙于解决“装电话难”的问题时，移动通信开始登场了。1987年，中国内地第一个蜂窝式移动电话系统在广州开通运营，全国各城市也都相继建立了移动电话系统，手机开始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移动电话刚进入市场的时候，价格昂贵，只有少数人用得起。携带一部体积庞大的移动电话可以被看作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那时，人们把移动电话称为大哥大。《大学生》杂志举办“评选1993年大众流行语”活动，大哥大与下海、申办奥运、第二职业、发烧友等一起被选为当年的十大流行语。

　　没多久，市场对移动电话的需求迅速爆发，这种需求的爆发力甚至超过了当初固定电话市场的“装电话热”。

　　我们判断，固定电话提供两个固定地点之间的通信，而移动电话可以实现人到人的通信；固定电话的基本普及点是工作地点和家庭，而移动电话的基本普及点是个人。移动电话的使用带来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次飞跃。那时我们预测，不需要多长时间，每一个人都将会拥有手机。

　　但是，2005年中国移动决定大举建设农村移动通信网络，开发农村移动通信市场的时候，许多国际投资银行分析师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移动通信的主要市场在城市，如果要在农村建设移动通信网络，无论建设成本还是运营成本都会很高，而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低，投资成本很难收回，这样就会影响公司的财务业绩，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中国移动是在香港和纽约上市的公司，投资银行的分析报告会直接影响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我们向来都很尊重他们。我们反复向投行分析师们解释发展农村地区移动通信的重要意义，告诉他们，我们有能力控制成本。但是一时无法说服他们，有的分析师说，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没有把移动网络扩展到农村地区。看来，只有用行动来回答了。

　　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移动的网络覆盖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包括偏僻的山区和海岛。正如我们预期，农村地区具有对使用移动通信的强大的需求，网络建成后，迅速出现了农村移动通信业务的快速增长，农村业务成为中国移动收入增长的新的驱动力。公司不仅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大幅增长，上市公司的市值也快速上升，中国移动成为全球网络规模最大、用户最多、市值最高的电信运营商。投资银行的分析报告对发展农村移动通信的评价全部转向正面。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第一次见到我，就问，中国移动每月增长多少新用户。我回答，平均每月增长500万户。他感慨地说，500万户就是瑞士电信用户的总数。

　　移动通信是典型的规模经济，在手机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抓住了发展机遇，迅速扩大网络规模，而且保持了优良的网络质量，我国的移动通信网络质量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意大利电信的前任CEO佛朗哥·贝尔纳贝先生曾任中国石油的独立董事，他去过新疆。他几次对我说，万万没想到，连塔克拉玛干沙漠上都有中国移动的网络覆盖。

　　移动网络的覆盖广度和深度是推动手机的各种新应用发展的基础。随着微信、微博、移动支付的普及，手机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建立制造生态系统

　　1G阶段，我们使用的全部是进口设备。当时全国有两个网，A网使用美国摩托罗拉设备，B网使用瑞典爱立信设备。移动电话终端也全部是从国外进口的。

　　2G阶段，出现了一大批合资企业，当时国际上移动通信设备的制造商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西门子、阿尔卡特、北电网络、朗讯等都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实现了移动通信设备的本地化生产，但是设备的品牌都是国外的。

　　在2G建设进入高潮时，中兴、华为等国内企业也进入了移动通信设备供应商的行列，这些企业扎扎实实地同时在国外和国内市场推进他们的产品，快速成长起来。

　　记得当时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先生请我们去公司，他特别推荐我们参观华为的数据中心。华为刚刚完成了生产流程的建设，流程中所有的信息都通过数据来反映和汇总。他说，华为在移动通信设备制造方面起步比外国公司晚，但是基础一定要扎实，华为的生产流程是按照全球最高标准建立起来的，有了这样的流程，无论生产什么产品都会是高质量的。

　　在国内移动通信市场上，华为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早期国外厂商提供的移动通信设备大多是面向城市地区的，华为提出了一个“边际网”的概念，按照“高速度、低成本、广覆盖”的建网思路，开发出适应边际网建设的技术与专用产品，可以大幅度降低边际网投资成本，提高运营效益。这正好与中国移动在农村移动通信市场“低资费、低成本”的经营战略相吻合。中国移动在建设农村移动通信网络时，大量地采用了华为和中兴提供的设备。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一批大名鼎鼎的国际电信制造巨头倒下了，如摩托罗拉、诺基亚、北电网络、阿尔卡特、朗讯。但是中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超越到国际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前列。

　　与网络设备制造业相似，手机设备制造业也走过了一条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道路。

　　第一步，国内厂商引进了手机制造的生产线，但是手机的品牌、技术、设计和元器件都由国外厂商提供的，我们只是完成了最后的装配。

　　第二步，建立了手机制造的供应体系，提供各种配套元器件，提供相关的加工服务。

　　第三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全面提供手机整体设计，芯片设计，元器件制造，整机组装等，出现了一批手机产品的自主品牌。

　　今天，全世界的手机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近年来，我国的手机制造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以增加就业的机会。新兴市场国家凭借劳动成本的优势，也想转移手机制造业。但是，中国制造的手机产量仍然每年增加。2017年我国制造手机18.9亿台，同口径比较，比2016年又增长2.2%。

　　这得益于我们经过几十年努力形成的手机制造生态系统。我去年曾调查了几十家上市公司，这些公司都是手机制造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访谈中，这些公司的领导都认为，要转移手机组装的生产线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建立一个手机制造的完整的生态系统，是需要很长时间积累的。

　　手机制造的生态系统催生了一大批中国品牌手机。看到华为、VIVO、OPPO、小米等优秀的中国品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作为同行，我为他们高兴。

　　创新成为主旋律

　　移动通信进入了3G时代，中国移动获得TD－SCDMA牌照，同时中国联通获得WCDMA牌照，中国电信获得CDMA 2000牌照。TD－SCDMA是百年电信史上第一个由中国提出的主要国际标准，中国移动把支持自主创新，发展TD－SCDMA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移动的员工在研发、制造、安装、调测、营销TD－SCDMA产品的过程中，深度介入了整个产业链，打造了一支强大的科技团队，为此后4G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G推出不久，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用，手机上网开始流行，数据流量猛增。消费者普遍抱怨上网速度太慢。很明显，3G网络已经无法适应这种需要了。

　　为此，中国移动决定以创新精神大力推动TD－LTE 4G网络的研发和试验。

　　LTE的原意是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此时就推LTE，可以想象，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反对的意见有两条：第一，与2G相比，3G的功能已经不错了。第二，3G网络刚建，投资还没有回收，不要急于搞4G。更有人说，你们是不想好好干3G，所以才提出要搞4G。这种说法给我们的压力特别大。

　　我们坚定地认为，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我们不能一直跟在别人的后头。欧美国家2000年就发放了3G牌照，此时正在准备进入4G。我们2009年才正式开始建设3G网络牌照，如果我们按部就班，到了4G阶段，我们还是落在别人后面。事实上，越先进的技术效率越高，成本越低，所以，4G起步越早越主动。

　　在TD－LTE的研发、标准化和推广过程中，我国的电信运营企业、研究机构、网络设备制造企业和终端制造企业齐心协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当初确定的TD－LTE发展目标包括：TD－LTE在技术上要达到4G的最高水平，TD－LTE与FDD LTE融合发展，实现TD－LTE国际化的应用。这些目标全部都达到了。我国主导的TD－LTE 4G技术成为4G的主流技术之一。

　　2010年中国移动在上海世博会园区建立了全球第一个TD－LTE试验网。当时，印度最大的移动运营商巴蒂刚刚获得BWA的网络牌照，正在做技术选型。我们邀请巴蒂的创始人苏尼尔·米塔尔带领管理团队来中国考察TD－LTE技术，他们对这项技术很满意。米塔尔一行当天乘坐自己的公务飞机返回新德里，在飞机上就举行了公司管理层会议，在TD－LTE和WiMax两种技术间举行选择，飞机还没有落地，巴蒂公司就做出了选用TD－LTE技术建设BWA网络的决策。后来，有更多的国外公司都采用了TD－LTE 4G技术。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TD－LTE使用网络。

　　4G还在发展，但5G又很快要来了，5G第一阶段的标准化工作已经完成了。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企业在5G国际标准制定进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移动、华为、中兴、大唐等中国企业在5G标准化组织担任关键职务的有30多人，中国移动主编了3GPP的5G NR中5G空口技术的框架性文件。华为主推的极化码（Polar Code）被确定为5G eMBB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华为、中兴等中国制造企业在5G网络设备的研发中也处于领先地位。

　　未来任重道远

　　当我们回顾我国电信业的发展过程时，也客观地看到了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全世界大多数手机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但是用于手机制造的许多核心元器件仍需要进口，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也严重依赖别人。

　　在手机制造的生态系统的调研中发现，我国的手机制造业已经从组装、代工发展到形成健全的制造生态系统，并出现大批自主品牌，但也有一些值得担忧的事，我们确实还有许多短板要补。

　　手机制造商们谈得最多的问题是半导体产品仍严重依赖进口，直接的后果就是半导体产品价格的无理由上涨。依照摩尔定理，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但是，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手机制造必不可少的存储芯片（包括DRAM和Nand Flash）的价格却大幅上升，手机制造厂商叫苦连天。

　　除了半导体产品，还有许多关键元器件依赖进口，甚至有一些原材料，如制造显示屏用的玻璃基板、制造偏光片的薄膜等都依赖进口。

　　与硬件相比，软件的问题更麻烦。调研发现，除了苹果手机使用iOS操作系统以外，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都采用安卓操作系统。无论从移动网络安全角度还是应用开发角度，这种操作系统的垄断现象都存在很多的隐患。

　　我曾与多家手机制造企业的领导谈论过自主开发手机操作系统的问题。他们认为，就开发新的操作系统来言，市场推广的难度远大于技术研发的难度，因此，他们都很谨慎，不愿直接介入操作系统研发，宁可在安卓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优化，增加个性化设计，建立有自身特色的用户界面。

　　当然，即便手机制造企业有实力研发操作系统，也不可能每一家制造企业都来开发自用的操作系统。这样做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有一种方式是由一家企业开发操作系统，然后提供给各家移动设备制造厂商使用。这个方案不错，国际上也有先例，但实施难度很大。

　　我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像当初开发TD－LTE一样，由研究机构、移动设备制造企业、软件开发企业、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企业、互联网公司和电信运营商等多方合作，建立移动设备操作系统联盟，并组成专门团队，按照市场的需求，从操作系统的内核开始，开发出一个面向5G，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全新的移动设备操作系统。

　　即将到来的5G时代，将会给电信运营商、电信设备制造商、手机制造商和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开发者都带来很多的新机会。电信运营商在继续提供网络连接服务的基础上，也有机会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进入到一些新的领域。

　　当然，电信运营商们也会面临挑战。5G将会带来更高速率，更低时延的移动通信服务，而5G的这种超高速率需要大量的频率资源和大量的基站。为了节约建设和运营成本，建议在5G网络建设中运营商共享网络资源，改变每一个运营商都自建网络的现状。多个运营商可以共享频率，共享基站，共享无线网络，直到共享整个网络系统。

　　运营商共享网络有利于集中频率、物力和财力，大幅提升网络的覆盖密度，提高网络的质量。运营商共享物理网络后，不同的运营商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来实现网络功能的差异化，提供不同的网络服务功能。这样的话，移动市场的竞争并不会削弱。

　　无论从技术层面看，还是从市场层面看，电信业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今后电信业的运行模式将会发生很大的转变。期待着共享网络成为运营商合作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