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新政”实施两周年 如何解决打车难问题？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网约车新政”实施两周年 如何解决打车难问题？

　　北京西二旗的夜晚，使用网约车、拼车上下班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之一。(《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网约车新政”实施两周年，专家再议“打车难”

　　“朋友送我到北京南站后，他转身打车回家。我到了天津东站发消息报平安，他还在南站排队”“出租车排队3小时，滴滴快车排队228位，最终我忍痛接受比平常贵3倍的车费，约上了专车”……近日，这些看似段子的网友亲身经历，真实反映出北京南站、首都机场高峰期出租车运力难以满足乘客需求的问题。

　　2016年7月28日，交通运输部等7部委联合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称“网约车新政”)，各地据此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随后，一系列规范网约车运营的规定出台，整治网约车乱象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今年7月1日，《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正式生效，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者组织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将受罚款、扣留驾驶证和车辆，并将违法行为主体纳入信用信息系统等处罚。

　　从市场反馈看，滴滴出行、易到等网约车平台都不同程度受此影响，出现无车接单、加价等问题，增加了北京打车的难度。网约车监管难、合规难等问题也更加突显。

　　2018年7月27日，在“网约车新政”实施两周年之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下称“中国信通院政经所”)举办专题研讨会，《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受邀参会。会上，专家学者们就完善“网约车新政”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专家：网约车对出行、环保、就业等都是利好

　　中国信通院政经所副所长何伟表示，网约车已经成为我国共享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动能，在提升信息消费、扩大就业空间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这两年在北京，网约车的出现让“黑车”的数量明显变少了，搭乘网约车出行的安全系数相对变高了，出行方式多了一种选择。同时，某些平台提供儿童安全座椅等服务，也满足了个性化出行需求。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战略部主任俞海认为，共享出行意在改善出行，间接带来了绿色环保效应，同时也是网约车发展的内生变量。他举数据说：“2017年滴滴出行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减排量相当于70万辆私家车一年总排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氮氧化物、颗粒物减排量相当于100万辆私家车。按森林碳吸收核算，相当于去年一年碳减排种了1.2亿棵树。”

　　据中国新就业形态数据中心在2017年和2018年发布的报告，2016年至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的司机中，19%来自去产能行业，8%来自复员、转业军人，6%来自失业人员，7%来自零就业家庭。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共有3066万车主和司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大部分为工作时间较短的兼职人员，整体平均月收入水平为1979元。

　　“全国超99%网约车司机不合规”

　　然而，网约车的发展在各地也面临着合规进展慢、拿证率低、政策落地难等困难。

　　据中国信通院政经所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全国共有210个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和206个地级市)出台了网约车细则文件，覆盖率为62.1%。

　　中国信通院政经所监管研究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李强治给出了几个数字：目前我国网约车司机人数超3120万，是出租车司机人数的10倍以上，资质符合各地出台的新规的总共有34万，比例为1.1%，“总体来说，现在99%以上的司机都是不合规的。”

　　截至2018年7月份，共有78个网约车平台公司在全国不同城市获得经营许可证。我国现在主要几家网约车公司，常见的滴滴出行、神州专车、首汽约车、易到用车，这4家主要市场份额占据者，平均拿证数量在210家中占到24%。78个平台中，51%的平台只在一个城市取得了许可证。

　　有专家介绍说，在合规流程方面，部分地方政策抬高准入门槛，异化合规流程，也加大了合规难度。属地化的监管方式和协同机制不完善催生了多重标准，导致合规进程难上加难。部分城市分摊合规压力，降低合规成本，将办证职能下放到区县，并让平台代为办理。

　　对此，中国信通院政经所副总工程师何霞表示：“地方监管能力和监管成本不完全匹配，不同部门之间协同难度较大，责任划分存在争议，执法难，执法力量是否能跟得上目前政策要求有待考察。从平台来看，涉及成本高，多地都要配备相应力量。”

　　如何解决打车难的问题？

　　“截至7月25日，近30天内，北京打车难百度指数环比增长420%。2018年37月，北京市网约车应答率下降22%，单均应答时长增加3.4倍。据媒体报道，有乘客排队叫车排了上百号，犹如去医院挂号。”李强治以北京为例详述目前打车难现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军认为，解决“打车难”问题，建议未来放宽车辆准入标准，不能把差异化当作高档化进行理解；消除不合理的户籍限制；允许兼职司机，同时对专兼职进行分类监管。

　　属地管理落地是网约车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安徽省芜湖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徐晓明坦言，“自2017年7月芜湖市《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发布实施近一年的时间里，效果非常不好，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发展定位很难落地。”例如，滴滴出行无法在芜湖进行注册备案。

　　“之后我们不再要求车辆为市区注册登记，改为本市牌照；不再要求驾驶员取得市区居住证，改为本市居住证；降低车辆轴距和排量要求等。”徐晓明介绍说，自2018年5月11日相关修订发布以来，滴滴平台顺利落地，7家网约车平台取得经营许可证，滴滴完成了4500辆外地牌照车辆清理，250多台网约车取得了道路运输证，6900多名驾驶员取得网约车从业资格。

　　李强治建议，未来应推动出租车经营权等改革，给出租车松绑，让出租车群体在改革和转型中受益。延长网约车政策过渡期，为新老业态融合发展和各种协调与化解创造空间，改变市场各类主体的预期。另外，还要放松对网约车的管制，推动一批城市降低网约车准入门槛，取消转变营运性质的强制性要求，同时增加对保险、司机背景审查、车辆安全检查等细化要求。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贾璇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