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深夜十点半：刚搬来就要搬走的外来人口

　　原标题：北京深夜十点半

　　这是2017年11月26日晚间十点半在北京局部发生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赴京寻子的山西农民，周末才能进城的白领，失去租户的本地人，以及离别在即的大家族。在这个夜晚，他们的命运已然发生改变，但日子总还要过下去。

11月26日晚11点02分，回龙观租户李树宽关上了门。摄影：兰飞

　　一

　　修车工李树宽说自己是“三个没有”：没文化，没有钱，没有能力。

　　2017年11月26日夜里十点半，昌平区回龙观镇定福皇庄村人声鼎沸。作为“北四村”的一部分，随着2009年海淀区唐家岭改造，这里流动人口猛增。四个户籍人口仅为6000人的村子，现在共容纳着9万多外来人口。

　　“非典”那年，李树宽离开内蒙家乡，先是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干活儿。后来，他跟着朋友学修车，在定福皇庄村租了一间门面。今年，房租已涨至1800元，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除去房租，他每月只剩下200元糊口费。

　　李树宽和55岁的妻子陈远宏是组合家庭。2010年，离异的陈远宏看着小儿子扯下户口本上自己的那页纸，独自前往西安打工，两人从此失联。7年前，寻子途中的陈远宏在这里与他相识。

　　小儿子曾在回龙观一家餐馆打工，这成了陈远宏一个无法解释的执念：想在这里遇上他。但北京太大了。

　　七年来，“文盲”陈远宏揣着儿子的名字和照片辗转北京、安徽、河南等多地，“一边打工一边找儿子。”

　　店内拥挤不堪。20平米的房间里并列摆着两张床，一条布帘子隔开了睡觉和用餐的空间。无声的黑白电视机在最显眼的位置闯入访客的视野。

　　按照要求，租户们要在12月20日之前完成腾退。他们早已把物品打包。

　　她将在几天后跟着李树宽前往河北张家口。陈远宏有点遗憾：小儿子几乎没有可能会出现在河北。

　　李树宽劝慰她，就算留在北京也不一定找得着儿子。“我们一个大队的人，在回龙观四五年，我今年才见着。”

　　陈远宏记得儿子的一根手指因为受伤失去了半边指甲盖，但具体是哪根，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太久了，我又不识字，记性不好。”陈远宏摩挲着小儿子的相片。

陈远宏展示小儿子的照片。摄影：兰飞

　　二

　　随着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以及其旗下的几个科技园区的落户，回龙观的常住人口构成变得更为复杂。

　　租住在定福皇庄村的艾文夫妇两人都是IT从业者。在回龙观的内部，他们走上十分钟，穿越京包铁路线，就能到达“中关村生命科学园”。

　　以艾文夫妇租住的三层公寓为例：一二两层是面积较小的开间结构，租客多为在附近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甚至有四五个人合租睡一张大通铺的情况，而三层则是“一室一厅”格局，住的多是刚工作不久的白领小夫妻。

　　纵然搬家迫在眉睫，这个周日的晚上十点半，她不得不睡了。

　　艾文夫妇的房间位于公寓顶层，不足20平米，月租为1300元。他们曾经租住在附近的封闭小区，房租是现在的三倍。为了偿还燕郊房产的贷款，他们选择来到这里。

　　他们搬来还不到一周，家里有些凌乱，几只大箱子堵在门口，房间里仍弥漫着消毒水味道。

　　“箱子还没拆封的，就又要搬走了。”她有些无奈。刚搬来的时候，艾文想在局促的房内花点新意，让家成为家的样子。她想在沙发背后的墙上挂满照片，但刚挂上一张便被通知离开。

墙上的照片。摄影：兰飞

　　来京多年，他们一直生活在城市外围，是“平时上班、周末进城“的白领。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烦恼。在人人都在谈论中产下坠的年代，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夹层中晋级。但现在，这一切看起来都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在更北的位置，找到容身之处。

　　三

　　朝阳区金盏乡马各庄村，下午四点，电已经停了。

　　夜幕降临后，村里寒气逼人。这个冬夜，几个住户晃着手电筒，一趟趟地将家当搬上小面包车。

　　他们曾经的住所，是一处名为“豪丰青年社区”的公寓群。公寓群规模惊人。据这里的住户说，这所公寓群共有三百个房间。屋顶由钢板顶棚搭建，每一户的窗户上装有防盗铁窗，房间的窗户朝内，在视野尽头延伸。

　　租客们形形色色：互联网从业人员、财税人员、中介公司员工、快递员、服务员、剧组工作人员……

　　这所位于东五环外郊区村落中的公寓，构成了一个小世界。白天，这里的人们奔赴北京的各个角落，在各自岗位上工。晚上，他们回到这一个个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休息，周而复始。

　　“我想等到最后，我现在不需要租房，朋友在天鹅湾小区已经给我找地方了。” 周贺（化名）打着手机手电，在公寓的“腾退办公室”门口与人闲聊。

　　“这里有一户住着一个玩儿骑行的，他的车很值钱。”他又说。大学毕业后，由于没什么钱，周贺专门在网上查类似“豪丰青年社区”这样的住所。他甚至摸清了迅速找到此类住所的规律：一般在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待拆迁的地方。“这里还好，有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进去就像马蜂窝一样。”

即将搬离公寓的租户。摄影：傅适野

　　如今，他已经摆脱了“穷学生”的状态，月薪达到了两万五。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他仍然选择在此落脚。

　　他自称“更多的是将这种居住方式作为对于生活的体察”。

　　“我曾经和一位长期出差、月薪和我差不多的邻居聊天，我们感叹，这帮人一般人是接触不到的，他们真的是在最底下，你要是没有见到，完全不能想象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做饭是为了好玩儿，而他们是必须每天做饭。”

　　周贺说，他已经做好了随时搬走的准备，“我屋里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一个电脑随身带着，还有就是一个投影仪，大概四五千。”

　　四

　　我们遇到张筠，是在她家楼下的小超市里，她和店主以及其他租客们围在柜台前聊天。在五福堂村，这是少数不多还开着的铺面。来自东北的店主夫妇俩正忙着减价甩卖清空存货，他们租下铺面六个月，现在又面临搬迁。一旁的拉面店也还开着，锅支在门口，冬夜里腾起阵阵白雾。

　　五福堂村位于大兴旧宫镇南小街，距离南二环尚有二十里地。在整治中，这里也要疏散租住公寓的外来人口，同时，“拆迁区域，尽快撤离”的横幅也挂上了村外的围墙。

　　和许多本地人一样，张筠也是在上周的村大会上才收到了整治出租房的通知。相比很多地方，这里的要求稍显宽裕，12月1日是搬迁的最后期限，如果房东能够在此之前将租客清退，据说可以收到10万元的补助。“开完会广播喇叭一放，人们就跟发疯一样找房”。夜幕降临时分，村子里的巷子头尾，不少人忙活着往卡车上搬家具。

　　张筠家的三层楼是2008年盖的。一楼用作铺面，二楼用来出租，自家人住三楼。租客王迪（化名）带我们查看了楼道和房间。“这里特别干净”，王迪说，“我当初选这里是觉得安全，楼道宽敞，都是单身住客，卫生好”。

　　王迪是山东人，穿着一件黑色棉夹克，买了桶泡面和两根火腿。他住在张筠的小楼二楼，平时在附近送餐送货。在五福堂村，他住了三年。再往前，他住过安定门内，也住过更远的五环之外。

　　回忆起之前的五福堂村，张筠记得那时候“特别热闹”。村子的几条主路上挤满了饭馆和店铺。上下班时候人流络绎不绝。但这里的生活也很苦——“从前早上三四点你站在村口，就能看到排队等公交车进城上班的人”。

　　在五福堂周围，这些年陆续兴建了一些新的小区住宅。但村里人不去那里吃饭。“差几步路，价格就跟村里差一倍了。”小王觉得村里一切都方便：“虽然没那么讲究卫生，但能吃能喝，实惠。”

　　自小在五福堂长大，张筠年轻时在国营农场工作，直到2008年在宅基地上盖了三层小楼。至于村里的农地，现在已经变成了小区。离开了种养，收入来源变得极其有限：“之前很穷，盖了楼有了房租之后，才好过的。”

　　“后半辈子就指着这点东西呢”，张筠说。她的租客们很快将离去。接下来怎么做，她并不清楚。

　　张筠没有像很多房东那样接到通知就清空租客。“冬天太冷了”。她打算让租客再住几天，大不了就拿不到补助。“不要就不要呗，我就让他们能住就住，这大冬天的，天太冷了，你要真是三月份四月份，走了就走了。现在这多冷啊，先住着吧。”

　　张筠的爱人一早住进了楼房，暖和。但张阿姨没跟着住过去。“房东是女强人，”租客们说。“她天天陪着我们，说你们先卖，先卖。”

　　“我得看着啊。”张阿姨整天下楼和租客聊天，“要是大家这样散了，也没办法，但其实挺舍不得的。”

　　五

　　11月26日晚上十点半，北京南二环，零度。玉蜓桥上下是两个世界。

　　张宏正在两位邻居的帮助下，把自己的洗衣机、冰箱及其他家具塞到老李平时收废品那辆三轮车上。

　　老李和他的邻居们是玉蜓桥南蒲黄榆二里的半地下室住户。这片房子始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都是单位的公房，有30多年了。”老李说，这里的房型有一居室至四居室不等，现在均价已达6万元/平方米以上。

　　为了节省成本，他们没舍得租住地上的楼房。“地上部分的单间至少要3000多平米一个月。租不起。”半地下室都是10平米左右的单间，每个月租金七八百元。

　　他指着地下室门口的那户人家：“那就是房东。”

　　房东是一个六十岁的大妈，据说在燕郊有一套房子，承租这些半地下室多年。

　　“她也得走。”老李说。

蒲黄榆二里半地下室的住户们连夜搬家。摄影：周小飏

　　半地下室里，住着快递小哥、早餐店老板以及在附近上班的人们，天南海北，有近百户。

　　张宏在附近上班，图距离近的方便，半年前租住在这里。“昨天（11月25日）接到房东通知，说29日之前要搬出去，否则就要断水断电。”张宏说，白天还要上班，只能晚上下班之后出来找房子。

　　“先把自己的东西拉到宋家庄一个旅馆里，捱过这几天再说。”他蹬着三轮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轮车的车主老李正在“捡漏”，看看张宏扔掉不要的物品里有什么还可以能利用的。“这有个护腰。刘老头，你要不要戴戴看？”老李蹲着，把护腰扔给刘姓老住户。

　　刘老头拿着护腰比划比划试了试，说“不合适，用不了。”

　　对门的快递小哥小林，下午还在给方庄的住户送快递。他不得不在辗转快递的路上，抽空看房子。

　　夜里十点半，他发来短信：“我没有找到房子。我有个哥们儿在西园子找了个小间，只能住一个人。崇文门这块跑快递的很多找不到房子。有的地方知道我们在找房子，就坐地起价。就好比上舍园后边的幸福公寓，有熟人介绍的月租涨300元，没熟人介绍月租涨500元。”

　　“唉，都走了……”老北京看着人来人往，重复着这句话。

　　六

　　晚上十点半，盛腾公寓A239只剩下了吴淑芬（化名）一个人。

　　她清洗完杯盘碗盏后，把余下的饺子放到冰箱里冷冻——剩下的馅儿明天还能再包顿馄饨。

　　这个晚上，一家十口人在这间不足20平米的开间里结束了晚餐。这是他们在这个偌大城市里的一顿团圆饭：几斤猪肉芹菜大葱馅和韭菜馅饺子、一盘炒蒜苗。为了让局促的晚饭显得有尊严，他们还在茶杯里倒上了红酒。

吴家人的团圆饭。摄影：牛牧江曲

　　与许多散落北京周边的公寓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位于朝阳区十八里店盛腾公寓，即将在一天后结束其长达6年的使命。这处由工厂改建的公寓共有三栋二层建筑，呈口字型分布，院中空地平时充当了租户们的停车场。楼里的空间隔成了四排，每排又分割成了几十间开间式公寓，600多个家庭或单人共同生活在这里。

　　吴淑芬一家三代同堂共十口人，在盛腾公寓租住了五年。起初，大女儿、女婿先搬来这里，接着老两口和小儿子一家也来了。吴淑芬家隔壁，就是儿子、儿媳家，女儿家住在另一栋稍远些的楼里。大女儿和儿子又各有一双儿女，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还不足一岁。

　　一天前，吴淑芬照例去菜市场选购一家人一周所需食材，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室外活动。一下楼就看到了门口贴出的清退通知，限期两天后搬家，“穿着新买的大衣高高兴兴去买菜，心一下子就凉了。”

　　这两天，盛腾公寓里的租户们见面，第一句话就先问“房子找好了没有，准备住哪里？”尽管很多人还没来得及找到房子，但依据公告的要求，租户们从那天开始了公寓清空工作。行李、家电、家具陆续占满了本就狭窄的走廊，多数人选择只搬走最值钱的东西，“卖废品都没人要了，东西太多了”。

　　看到通知的那晚，吴淑芬就开始失眠。她又重新开了灯，开始整理自家的东西，几件衣服打包收拾到了一点多，心这才安定了一些，重新躺下。但她还是睡不着，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才重新又有睡意。躺下，她还是睡不着。

　　她并不喜欢北京，但真要走了，她还是舍不得。“心里难受，像有刀子扎一样疼。”

　　离别就在眼前。她和老伴要跟着儿子一家人搬去廊坊。外孙在附近的十八里店中学读初一，大女儿一家离不开，决定搬去不远处的周庄。

　　晚饭时，她说自己最近总失眠。“不要太操心，搬家也不是让你搬。”女婿劝她。

　　“我就是住这儿习惯了，不想搬。”吴淑芬说，起身又去盛了一碗饺子。

　　儿子、儿媳们吃完，分别回到隔壁自己家去了。吴大爷也出门了，他不住家里，住在小区门岗，看守女婿承包的公寓停车场，最后这几天，他还要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在冬夜里的这顿团圆饭之后，儿孙们陆续离开。她一个人留在这里，房间小而空空荡荡。